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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均衡问题浅谈 　所谓量刑，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确定对被告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及判处多重刑罚的刑事司法活动。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活动的两个重要内容，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定罪属于罪刑关系质的个别化，量刑则为罪刑关系量的个别化。长期以来，司法机关一直比较注重定罪的准确性，而对量刑的准确性有所忽视，由此产生量刑不均衡的问题。 　　一、量刑不均衡的表现 　　量刑不均衡，主要是指案件与案件之间的比较而言。虽然每个案件都有各自的特点，但触犯同一罪名的案件又具有许多共同点，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因此，同类案件之间在量刑上具有可比性。 　　1、不同审判组织量刑不均衡。由于独任审判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不同，对同类案件甚至是同一案件，不同的司法主体可能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同一犯罪不同审级、审判程序量刑可能不同，同类犯罪则会悬殊更大。有的审判人员喜用严刑重典，有的则多用轻刑，这与审判人员的个性气质及长期形成的判案惯性有关。因为我国多采用的是经验型量刑方法，而不同的人经验则可能完全不同。 　　2、不同地区量刑不均衡。同是盗窃1000元，有的地方判1年，;有的地方判2年，还有的法院则免予处罚。量刑的地区差别主要与经济发达程度有关，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地区，对同一犯罪处罚较落后地区要轻，这不仅体现在经济犯罪中，而且体现在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中。 　　3、不同时期量刑不均衡。在新旧刑法交替时期，由于相关刑法条文的变动，对一些犯罪量刑不均衡明显增多。虽说有“从旧兼从轻”的量刑原则，但仍有各种轻重不一的判决，有的甚至人为拖延或缩减办案时间，以达到适用某一“有利”刑法的目的。在阶段性严打斗争高峰期，为了“突出严打声势”，刑罚往往被普遍加重，量刑不均衡更加突出；即使非严打时期，对一般案件与准备在公判大会上宣判的案件也轻重各异。 　　4、不同犯罪主体量刑不均衡。尤其是涉及被告人较多的团伙犯罪，主从犯之间的量刑差别幅度该有多大，实践中较难掌握。因此，有的法院在判决时明显畸轻畸重。如有一起被告人作用相差不大的盗窃案件，对主犯判10年，对从犯分别判5年、3年，社会效果不好。还有起一轮奸案件，二被告犯罪行为基本相同，甲被告被判5年，乙被告逃跑一年后被抓获，却仅被判4年。 　　量刑不均衡主要包括罚与不罚不均衡（有的犯罪处于是否免予处罚临界点），重罚与轻罚不均衡（有期徒刑幅度、罚金的数额、减刑期限不均衡），缓刑与实刑不均衡（判3年缓刑4年的实际威慑力还比不上有期徒刑2年）。 　　二、量刑不均衡的原因 　　量刑不均衡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立法、司法的因素，有政策的影响，有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的有： 　　1、认识论上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办案定性不能错，否则就是错案，而量刑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就行。比较注重量刑的合法性，而忽视量刑的合理性。加之我国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审判不依照判例，而依照法律”，法官办案无判例可供对照，对其他的案例也很少参照，只对照法律，难免量刑不均衡。还有个人情感因素、认识能力、法学素养的影响，如有的法官在办案时过多地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民愤”等因素，而有的法官考虑较少。 　　2、立法的上原因。79年《刑法》的立法就本着“宜粗不粗细”的思想，由此造成条文简略、弹性幅度太大。新修订的《刑法》虽条文大幅度增加，完善了许多具体的量刑情节，但可供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很大，比较抽象、笼统的条文仍不少。我国又没有判例法，司法解释往往不及时、不具体、不系统，对一个案件涉及从重、加重、从轻、减轻等多个量刑情节的，主次关系如何确定，相互间可否累加、抵销，以及数罪并罚中“最高刑之上，总和刑之下”的幅度如何掌握等，均无明确的法律规定。 　 　　3、廉政因素的影响。司法部门历来是不正之风侵害的重点对象，以钱买法、以权压法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一些案件由于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承办法官认为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帮忙”就不违法，由此导致“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还有的受地方行政干预，重罪轻判，尤其是涉及党政官员的经济犯罪案件。 　　三、量刑不均衡的危害 　　定罪错误，肯定要作为错案处理，而对量刑畸轻畸重的案件，二审和再审一般都不认为是错案，但并非不具有危害性： 　　1、违反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新《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我国刑法第一次规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不仅包括罪的法定，也包括刑的法定。这两个原则都要求刑当其罪，即刑罚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及主观恶性相适应。量刑不均衡，同罪不同刑，恰恰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不能有效制止、预防犯罪。这是量刑不均衡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结果。刑须制罪，刑当制罪，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