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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没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赠与不能成立 [案情] 原告 赵广荣，男，38岁，个体户。 被告 赵广友，男，30岁，职工。 1984年10月，被告赵广友结婚时，为购买家俱，向中学时同学李明借款1800元，李明多次催要，被告无力偿还。1985年11月，李明找到被告说，我爱人生小孩急需钱用，你若不还我1800元，明天我就到法院告你。赵广友怕债权人到法院告他，对自己名声不好，于是将李明领到堂兄赵广荣家，请原告帮助还债，并将自己价值800元的录音机带到原告处作为抵押，原告当即替被告偿还了1800元债务，并对被告说：我替你还的这1800元，就算送给你了。同时让被告将录音机带回自用。被告则再三表示，你替我还了债，救了急，还不留录音机，我已感激不尽，过去已经要了你不少钱，这1800元，说什么也不能要你的，以后有钱一定还。1986年，被告陆续还了原告800元，原告都已收下。1987年3月，原、被告两家因为继承祖遗房产，双方发生争执。同年5月，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还1000元债款。被告则表示，原告已经声明过，没钱还就不要了，现在自己的工资仅够维持生活，不同意偿还1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上述情况属实，认为原告已经声明钱是赠与被告的，并已替被告清偿1800元债务，赠与物已经实际交付，赠与已经成立，不能再翻悔。据此，判决原告赠给被告的1800元，除被告已经自愿退还原告的800元外，其余1000元不再返还原告。原告不服，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赠与不成立，双方争执的1000元属于借货纠纷。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改判如下：被告借原告的1000元，分两次偿还原告，1987年底前清偿500元，1988年6月底前清偿500元。 [问题] 本案属于哪一种性质的纠纷？应当如何处理？ [简析] 本案不是赠与合同纠纷，而是属于借货合纠纷。这是因为：第一，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赠与的成立，不仅要有赠与人把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予他人所有的表示，还要有对方接受赠与的表示，如果受赠人不接受赠与，则赠与不能成立。本案则告在为被告偿还1800元债务时，虽然明确表示将为被告偿还的债款算作赠与，但被告并没有接受赠与；而是再三声明“有钱一定还”、“过去要了你不少钱，今后不能再要”。因此，尽管1800元已经“音乐会”，但由于被告不同意接受赠与，缺少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以该赠与不能成立；第二，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赠与人给予受赠人财产是没有任何代价的，受赠人接受赠与，也不必给赠与人等价的或不等价的补偿。本案被告于1986年陆续偿还原告800元，说明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是有偿的而不是无偿的，因此这也不具有赠与的法律特征。被告求原告代为还债原告替被告清偿了债务的法律行为，同被告向李明借钱买家俱，李明借给被告1800元的法律行为一样，都具有借货的法律特征，即出借人把货币交给借用人使用，借用人按照约定，定期或不定期地将同等数量的货币返还给出借人的一种合同。因此，本案仍属于借货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定性错误，处理自然也就错了。二审法院对本案的定性和处理，都是正确的。 72、父亲购买房屋后，将产权登记在儿子名下，但没有任何赠与表示的，不能视为赠与成立 [案情] 原告 王寿倩，男，62岁，退休工人。 原告 王寿玲，女，60岁，退休职员。 原告 王寿年，男，57岁，工人。 原告 王寿民，男，46岁，干部。 被告 王寿德，男，58岁，教师。 原、被告五人系兄弟姐妹。1946年，原、被告之父王新州购置了房产一处，计房屋15间，产权人登记为次子王寿德。1965年，王新州夫妇相继去世。“文革”期间，该房交房管部门。1984年落实私房政策中，王寿德邻取了产权证和租金。1985年原告四人以该房系父母遗产为由诉至人民法院，要求继承这些房产和租金。王寿德坚持认为父亲买下该房后，将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意为这房是给我买的，故不同意原告的主张。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新州购置该房后，确实将产权登记在王寿德名下，但登记产权人的年龄为30岁，职业为职员，而王寿德当年只有15岁，正在学校读书。1952年，国家房地产管理部门重新审查房产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