伉俪情深-梁启超及李蕙仙.docVIP

伉俪情深:梁启超及李蕙仙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梁启超生命中有三个重要的女人：两位夫人和一个红颜知己。第一位自然是他的夫人李蕙仙。她的本名应该是“端蕙”，“蕙仙”只是她的表字。 李端蕙的父亲李朝仪，字藻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为官经历贯穿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从直隶（河北）平谷知县，一步步做到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李端蕙就出生在他治理永定河的任上。她有个叔伯哥哥叫李端棻，幼年丧父，李朝仪很赏识他，待他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李端棻也处处学李朝仪的样子，立身行事都很正直，后来官做到礼部尚书，成为著名的维新派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东乡试，李端棻担任主考官。梁启超是众多参加考试的举子之一，那年他只有十七岁，考试结果一公布，他名列第八，成为当时十分耀眼的一颗新星。面对这样一位前途不可限量的少年才俊，李端棻马上想到了他的堂妹李端蕙。此时的李端蕙已经二十一岁，尚待字闺中。发榜后，按照规矩，中举的士子都要拜见座师，李端棻事先就请了副主考王仁堪（可庄）做大媒，要把妹子许配给梁启超。 梁启超出身寒素之家，本为一介寒士，由于才华出众，受到主考官的嘉赏，后者还主动提出结亲，不只是官场中的一段佳话，对梁启超来说，也是十分荣耀的一件事。两年后，大约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入冬的时候，梁启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与李端蕙完婚。婚后的梁启超与李端蕙暂住在宣武区永光寺西街旧门牌1号的新会新馆。第二年夏天，他便和夫人李端蕙一起回到了故乡——广东新会县茶坑村。 婚后的梁启超并没在家里久住，他当时正求学于康有为。为了完成学业，婚后不久，便到万木草堂读书去了。随后的几年里，梁启超曾两度进京参加会试。他奔走于北京、上海及湖南、广东各地，开学会，办报纸，写文章，登讲坛，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大声地鼓与呼。 这个时期他很少回家与家人团聚，关于他们夫妻情感、生活方面的情况，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中也少有记载，至今我们已经很难猜想两人感情生活的具体细节。如今我们也只能从梁启超写给她的诗词作品中，多少感受一点这对年轻夫妻之间的浪漫和风雅。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有《上海遇雪寄蕙仙》诗一首，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春寒恻恻逼春衣，二月江南雪尚霏。一事生平忘不得，京华除夜拥炉时。 春寒料峭，独居逆旅，梁启超想起昔日在北京与夫人围炉夜话共度除夕的情景，描绘出一幅暖融融的夫妻生活剪影。 有一首《兰陵王·至日寄蕙仙计时当在道中》，写的是李端蕙归宁途中，梁启超因夫人不在身边，难以入睡，眺望窗外的苍茫暮色，梦去愁来，担心她一路上风餐露宿，舟车冷暖：瞑烟直，织就一天愁色。栏杆外无限庭芜，付与斜阳尽狼藉，良期渺难得。遮莫年华虚掷，迢迢夜，梦去愁来，还似年时倦游客。 天涯数行迹。念衾冷舟蓬，灯暗亭壁，篮舆扶下正无力。又月店鸡声，霜桥马影，催人晨起趁晚驿。夜凉怎将息。 凄寂，共今夕，共目断行云，江树南北，芳痕触处情无极。有织锦留墨，唾绒凝碧，思量无寐。又淡月，照帘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仓皇出逃，东渡日本。危难之中，他一直惦念家眷的安全，频频写信给夫人李端蕙。在九月十五日的信中梁启超说道，老师康有为已到日本，他从康有为那里得知，家人都已避难澳门，生活尚能维持，心稍安定。听说夫人临危不惧，“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一番赞扬之后，他还有重要的事情托付给夫人。他担心，遭此剧变，父母的心里一定很焦灼，很忧虑，他又不在身边，只能靠夫人代他尽儿子的职责，尽可能地给父母一些安慰和解脱。他说：“卿此时且不必归宁，因吾远在外国，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承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在这封信中，他还为妻兄李端棻因受其牵连而远配新疆表示不安和愧疚，担心此行他的生命是不是有危险。 在十月六日给李端蕙的信中，他再次把父母托付给爱妻：“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一周之后，梁启超再次致信李端蕙，向她解释不能马上接家眷来日本的原因，讲了三个理由：“一、今在患难之中，断无接妻子来同住，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全家接来，则真太费矣，且搬动甚不易也。二、我辈出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若以眷属自随，殊为不便。且吾数年来行踪之无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国时犹如此，况在异域？当无事时犹如此，况在患难？地球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则家眷居于远地，不如居于近乡矣。三、此土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卿来亦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