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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反垄断民事诉讼程序模式及借鉴【摘要】我国现行反垄断法规定了垄断违法者民事和行政的双重法律责任，但并未将行政执法程序设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这就使民事诉讼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当私人主体既向反垄断主管机关提出调查申请，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就会产生程序上的衔接问题。文章认为，应借鉴域外先进经验，认真反思我国当下的诉讼模式。 【关键词】独立诉讼 后继诉讼 行政前置 我国现行反垄断法规定了垄断违法者民事和行政的双重法律责任，但并未将行政执法程序设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这就使民事诉讼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形成反垄断行政执法和民事诉讼并行的双轨机制。 问题的提出 实践中，当私人主体既向反垄断主管机关提出调查申请，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就会产生程序上的衔接问题。但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并没有对提起民事诉讼设立前置程序，这意味着当事人既可以向反垄断主管机关举报，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果先行向反垄断主管机关提出举报，主管机关就可以依法进行受理，并且按照行政执法程序来处理。如果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也可以审理，在立案调查过程当中，法院可以向反垄断主管机关咨询相关情况。此外，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基于程序正义的原则，必须受理符合起诉条件的所有案件。即使当事人同时向反垄断主管机关提出调查申请，法院也没有正当理由中止司法程序来等待行政处理结果。当然，从司法成本的角度来讲，当事人既然已经选择寻求司法救济，那么行政执法程序就应该终止。但此种方式是否合理，还需进一步探讨。总之，加强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在程序上的衔接配合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程序衔接还会涉及到法律责任的顺序问题，即在案件事实得以确认的前提下，垄断违法者能否同时承担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抑或有责任承担的前后顺序之分。以美国为例，反垄断主管机关和法院均可以直接受理反垄断案件，垄断行为导致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并没有先后之分。而在日本，当事人既可以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也可以依据民法的规定提起侵权诉讼。如果依据前者，诉讼只有在反垄断主管机关行政裁决之后才能提起；如果依据后者，当事人必须承担很重的举证责任。笔者认为，通过对举证责任的设置，可以较好地解决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顺序问题。如果当事人在反垄断主管机关对垄断违法事实已经作出行政裁决之后，再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则可以免除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在反垄断主管机关对垄断违法事实作出行政裁决之前，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则需要对包括侵害人实施的垄断行为、行为和损失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以及损失的数额等方面承担举证责任。 域外程序衔接模式的评介 在程序衔接的模式上，反垄断私人诉讼首先要考虑行政执法程序的前置。从域外的规定来看，有些国家的反垄断法对私人诉讼没有设立前置程序，私人当事人可以就自己所遭受的垄断违法行为的损害，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有些国家的反垄断法规定，只有在反垄断主管机关作出行政裁决之后，私人当事人才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前者，我们称之为直接诉讼模式；后者，我们称之为行政前置诉讼模式。 第一，直接诉讼模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私人诉讼都可以由当事人直接提起，尤其是涉及到相关垄断违法信息的搜集和披露。私人当事人无须经过反垄断主管机关的行政前置程序。实践中，这类私人诉讼模式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独立诉讼类型和后继诉讼类型。 很显然，独立诉讼能够使垄断违法信息尽可能地被发现，因为私人当事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以及争取法院的认同必须采集更多的有利证据，这有别于后继诉讼。所谓后继诉讼是指潜在的原告在反垄断主管机关对某种垄断违法行为作出裁决之后，直接借助相关信息提起的民事诉讼。当然，这两种类型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独立诉讼可以提供更多的垄断违法信息，而这种信息比等待反垄断主管机关作出裁决之后所提供的信息更具时效性；其次，反垄断诉讼的潜在原告所提供的信息往往更加全面真实，甚至可以为其他垄断违法行为的受害者提供决策参考，这就可能与反垄断主管机关发生利益冲突。如此一来，反垄断主管机关势必动用更多的资源去调查和搜集垄断违法信息，为后继诉讼提供必要的信息帮助。 在美国，后继诉讼一般是在反垄断主管机关作出行政裁决之后才提起的。此种诉讼有力推动了惩罚性三倍损害赔偿诉讼的发展，反垄断集团诉讼尤为明显。美国的许多反垄断集团诉讼均是在政府成功诉讼之后提出的，使得被控垄断违法行为的公司经常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一个集团诉讼又会衍生出许多针对同一被告的私人损害赔偿诉讼。后继诉讼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先前反垄断主管机关的行政裁决，直接指控垄断违法行为，还可以从先前的案件中获得相关的证据材料，增加胜诉的可能性。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后继诉讼的信息来源受制于反垄断主管机关的行政执法，如果出现选择性执法或怠于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