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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及艾芜30年代文学创作摘 要：对艾芜30年代文学创作的研究和探析有必要考虑到上海租界文化语境对其创作的影响。租界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身处其中的艾芜的创作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本文试图从租界体验与殖民叙事，租界体验与文人心态，租界体验与文化立场三个方面来探讨上海租界与艾芜30年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关键词：上海租界；艾芜；殖民叙事；文人心态；文化立场 新千年以来，学界对艾芜作品的研究多从其小说富有的生命意识、漂泊意识、流浪汉小说特色以及涉及到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等方面深入分析和阐释。但是，在艾芜早年走向创作之路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艾芜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租界中成长起来的一位青年作家。在上海租界生活了近七年时间的艾芜，租界文化作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形态，在艾芜的文学创作中也投下了或浓或淡的影响。因此，租界文化对艾芜30年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值得重视和探讨的。故本文试图以上海租界文化为参照，把艾芜30年代的文学创作放置于当时租界文化语境中去探讨和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租界”和“租界文化”的概念。所谓租界，“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百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等国家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和贸易区域。”而租界文化，“是指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外国租界的相继开辟，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着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其本质和特征体现在与租界现象相联系的独特的市政制度、文化体制、城市空间、市民体验和审美风尚等多个文化层面。”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析上海租界文化与艾芜30年代文学创作的关联。 租界体验与殖民叙事 在艾芜的作品中，艾芜第一次直接提到上海租界是在其散文《别上海》一文中。这篇文章原载1937年12月《国闻周报》14卷48期。在文中，作者写到“通过难阳桥，离开法租界”。离开之时，甚至连拉菲德路静谧的法国梧桐林也让作者依依不舍。而作者此前正是在上海租界里的一个亭子间住了五六年。其中，德恩里十三号的亭子间、北四川路的咖啡馆、欧嘉路、华盛路、申新第六厂、迈尔西爱路的亭子间、西艾威斯路、金神甫路等都是艾芜十分熟悉的地方。直到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危及上海，作者才不得不离开上海。而作者面对此情此景，不免感慨万千“笼在烟雨中的都市，已没有衬托在秋空底下的壮丽，也没有掩映在朝阳中的明媚了，到处都是朦朦胧胧，暗暗淡淡的，对这居住过五六年的地方，一向因其畸形的发育，变得贫富悬殊的两极端表现，原是没什么好感的，到这时也不知不觉的袭来了说不出的情别。何况一想到它此后的命运，更加忍不住感到了无限的凄然！”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艾芜对上海租界复杂的情感态度。而这也与作者在租界生活中的深切体验息息相关。 1931年5月1日，艾芜从吴淞坐火车到上海北站下车。“刚刚走过火车站的小小广场，进入狭窄的街道，突然就有英国巡官带着印度巡捕、中国巡捕拦着我，横身上下加以搜查，把人当成强盗看待。”而艾芜在国外的仰光、曼德里、槟榔屿、新加坡都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对此，艾芜不无感慨到“总觉得比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还不如”。这也是上海租界给初到上海的艾芜一份刻骨铭心的见面礼。艾芜到了上海后，在泗塘桥的农家院子暂住。左邻右舍都是在蕴藻滨纱厂工作的工人。在艾芜看来这是非常难得的男耕女织、有农有工的幸福家庭。但是，直到有一天隔壁一个老妇人拿着一封信找到艾芜。艾芜在信中才得知这位妇人有个女儿之前也在纱厂做工，可是中途被拐卖到厦门为娼。这是老妇的女儿托嫖客邮寄的信件，正待家人筹钱救助。可是，老妇连饭都吃不起了，根本没有钱。这件事对艾芜来说触动很大。可以说，上海租界中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与不易也强化了艾芜的租界殖民体验。 艾芜也把这些租界殖民语境下的租界体验都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出来。在艾芜的作品中，殖民叙事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对“洋官”形象的塑造。其中，《乡下人》是艾芜唯一一部直接以上海租界为叙事背景的小说。这部作品与作者当时在上海被国民政府抓捕入狱之后又被押送到苏州的经历尤为相似。但小说是从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打量上海租界。小说写了一个乡下人老毛因为洪水淹没村庄，无奈之下带着病重的妻子一起来到心意中的天堂“东方的大都市”，希望凭他们的双手打拼一份家业，过上好日子。他们来到上海投奔了唯一的亲人表兄阿二和表嫂阿二嫂。然而，不幸的是阿二被抓，老毛也难逃此劫，最后饱受摧残的老毛在囚室中被活活逼疯。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放在上海租界这样的大环境下，别有一番意味。首先是故事背景涉及的社会环境与上海租界密切相关。上海租界是华洋杂居，租界的空间相对自由，因此人员也相对混杂。这正好给予了帮派势力的繁衍和发展。这也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