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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逻辑及行动框架编者按：本文是国务院参事、本刊编委员会主任夏斌研究员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新思考。与当前有关散见于媒体的各方人士的各种“碎片化”改革意见不同，夏斌研究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更为系统和全面。原文近两万字，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核心观点： 国人中的多数已认识到，靠“零敲碎打”的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顶层设计”。拖拖拉拉的改革和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完全割裂的改革，也不为国人所接受，必须要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明确预期”。 城镇化本身难以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全面改革的“抓手”、“切入点”和最直接的改革任务。只有在解决了城镇化中“桥”和“船”的问题后，才会水到渠成地提高城镇化水平。 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以“四大重点”（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财税体制、“国进民退”）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只要坚持改革不动摇，“两大核心”改革必然会强烈要求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四项重点改革。 要讲究改革的总体性、协调性和系统性，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班子。 统盘谋划和“顶层设计”迫在眉睫 正如“十八大”报告所坦承，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严重。解决这些问题，出路是改革。现在不是讨论“要不要”改革和“改革从哪突破”，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是什么，已远比“必须加快改革”之类的口号与激进的呼吁更为重要。 但经济改革要不要“顶层设计”，对此仍存有争议。有人认为，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不必“顶层设计”。笔者认为这样做：一是非常困难。经过30多年改革，容易改的都已改过或正在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二是会耽误发展大局。在面临各种复杂问题时，如果缺乏总体谋划，纯粹出于“问题导向”，则前几年的发展已经证明，“四平八稳”推改革的功效是不明显的。特别是当我们充分估计到下一轮改革中利益格局调整更加艰难与复杂，以及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争论和短期经济不稳定等“纠结”，就很容易又会导致改革就易避难、“绕道走”的现象。其结果，在国家综合国力持续大幅提升的同时，国民仍“怨声载道”，中国经济所遇到的前所未有且不可持续的风险与挑战仍未彻底解决。 需要冷静指出的是，“十八大”已经向海内外庄严承诺：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番”目标。如果由于贻误改革进程，在临近2020年践诺“十八大”目标之前的几年内，经济结构的长期扭曲难以支撑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众多机构预测中国未来八年能持续保持中速增长的前提，是必须加快结构调整等改革），最终导致经济增速持续滑坡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是，即使实现了“两个翻番”目标（因为此目标要求本身并不高），但如果由于决策者对国民所期望的经济、改革与社会福利目标的最低容忍线不敏感、麻木不清，则未必不会出现今天大多数人所不愿看到的政治后果。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这正是在城乡居民收入从2002年到2011年年均增长高达11.2%的这段时间，也正是中国经济矛盾积累较多、经济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的时期，是分配不公引发民怨较大、社会不稳的时期。况且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全球需求的萎缩还将持续较长时间，从而决定了给予中国依靠持续结构扭曲和粗放式增长，来解决问题的空间将不断缩小，所余时间也已不多。 还要清醒看到的是，今天的国人，对改革迫切性的目标与要求也已远不是32年前改革之初那般宽松和模糊不清。在现代信息技术催化下，国人对政治民主、经济福利的期望都提高了。在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矛盾、风险凸显期，国人中的多数已认识到，靠“零敲碎打”的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顶层设计”。拖拖拉拉的改革和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完全割裂的改革，也不为国人所接受，必须要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明确预期”。 各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关系与“脉络” 要研究“顶层设计”，必须要对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准确“把脉”。 “十八大”报告这样指出：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主题。科学发展的主线是转变发展方式。要转变发展方式，立足点是提高质量与效益，主攻方向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关键是深化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说，这一系列的语言、逻辑是极其简明、清楚的。 但具体如何下手，改革什么？“十八大”报告分别从三个角度进行了概括和阐述。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部分，单纯从经济方面指出：一是深化改革，二是创新战略，三是结构调整，四是城乡一体化，五是提高开放水平。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的部分，从民生与社会管理（实际是解决经济问题）角度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