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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及FDI技术溢出门槛效应探究内容摘要：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中国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门槛特征，人力资本存量水平、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门槛效应，而初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则呈现出负门槛效应。同时，本文发现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处在高体制的省份，其各层次人力资本也都处于FDI技术溢出效应较大的体制中。 关键词：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结构 全要素生产率 引言 FDI不仅能直接给东道国带来直接的资金支持，而且可以通过技术溢出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普遍能对东道国产生技术外溢，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学者们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FDI发展中国家的人力存量较低，未达到产生技术溢出的门槛值。在此基础上，较多国内外学者对FDI技术溢出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Borensztein（1998）在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同时包含人力资本和FDI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并运用跨国数据研究表明，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超过0.52年（男性接受中等以上受教育时间），FDI才会在东道国产生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Xu（2000）利用跨国数据研究发现FDI在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明显而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存量未达到门槛值。国内学者也对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沈坤荣等（2001）以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丰裕程度决定了FDI 技术溢出的程度。赖明勇等（2002）研究发现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最大。赵江林（2004）研究则认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吸收高附加值的FDI作用更加明显，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FDI的规模、质量以及技术溢出的效果。 国内学者对中国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点不足：第一，都使用线性模型简单地估算出了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平均影响，没有考虑到存在多重门槛效应的情况。由于我国地区间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差异较大，人力资本对于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很难满足地区间的完全一致性，因此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可能性较大。第二，现有文献都主要针对是否存在FDI技术溢出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这一问题提进行实证研究，而对于人力资本对FDI 技术溢出门槛的具体数值并没有进行测算。为了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利用Hansen（1999）开创的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各层次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并计算出了相应的门槛值，同时根据门槛值的大小划分了中国各省所处的门槛区域。 模型设定、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回归方程设定为： 上式是一个单一门槛值情形时的两体制模型，如果是双门槛值的三体制模型则可写为： 其中，TEPit为全要素生产率，lnRDdit为国内研发存量，lnRDfit为FDI渠道所含的国际研发存量，Hit变量表示门槛变量，为了分别考察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各层次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影响的门槛效应，本文将公式中门槛变量Hit分别取为人均人力资本存量（HC）、初等教育人力资本（HC1）、中等教育人力资本（HC2）、高等教育人力资本（HC3）。γi则表示门槛变量具体的门槛值，εit为随机干扰项。门槛模型回归中首先确定门槛模型的形式，然后再对系数估计值进行估计。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1.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度量。本文采用索洛余额法对TFP进行估算。总产出用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来衡量。劳动力用各地区从业人员数量来表征。资本存量用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资本存量来衡量，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其中各地区初始资本存量的数据来自于张军等（2004）的研究结果，固定资产名义投资额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来衡量，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数据来自于单豪杰（2005）的研究结果，资本折旧率取值为9.6%。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分别取值为0.4、0.6。 2.国内研发资本存量（RDd）。本文依然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中国各地区历年的研发存量。历年研发名义投资额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数据来衡量，本文将研发投资价格指数设为消费价格指数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值，权重分别为0.55和0.45，研发资本的折旧率取值为5%。 3.FDI所含的国外研发存量（RDft）。本文选用1990-2009年累计FDI总额前11位国家或地区，参考LP方法计算FDI在中国的研发溢出存量，各国国外研发存量与国内研发存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