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化与贴标签农民工群的媒介形象.PDFVIP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五年七月號 總第 40 期 2005年7月31日 污名化與貼標籤：農民工群體的媒介形象 ⊙ 李紅濤 喬同舟 一 污名化與標籤理論：綜合的理論視角 著名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諾教徒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 現象，即污名化（stigmatization）過程，即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並 加以維持的過程1 。污名化反映了兩個社會群體之間一種單向「命名」的權力關係，它體現為群 體特性與另一群體加諸於該群體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間的一種特殊關係，這種特殊關係即具污名 的一方（身負污名的屬性）和不具污名的一方（對具污名一方有著刻板印象）之間的互動，而 污名化就是這一互動關係不斷發展以致最後成為凝固現實的過程。 污名化呈現為一個動態的過程，它是將群體的偏向負面的特徵刻板印象化，並由此掩蓋其他特 徵，成為在本質意義上與群體特徵的對應的「指稱物」，在這個過程中，處於強勢且不具污名 的一方最常採用的一種策略，即「貼標籤」。標籤理論（labelling theory）是一種視角 （perspective），它不把異端行為看作特定社會行為的某種固有性質，而是將它視為社會解 釋的結果，通過這種解釋那些行為才被貼上異端的「標籤」。這種理論取向尤與Becker的論述 （1963）相關。他認為，各種社會與社會群體都「確立一些凡是違反它們就構成異端行為的規 則，然後將它們加諸特殊的人群，給他們貼上外人的標籤，由此製造異端行為」，從這個意義 上講，被視為異端的行為之所以「錯誤」，就因為其他人群是這樣解釋的，特別是社會中那些 擁有權力以確保其解釋或「標籤」具有最大威力與法力的群體2 。 污名化過程，當然還包含了「貼標籤」之外的策略，但從「貼標籤」這一種操作中，我們當可 窺見污名化的實踐過程。一個標籤，最初可能只與某群體中的個體相連，隨後，這一標籤可能 被更多人接受用來指稱某一特殊的群體，標籤的指稱物件泛化，標籤和群體之間的關係凝固僵 化，標籤反映的特質，成為該群體的固有本性，到此，污名化的過程就完成了。從過程的角 度，我們可以將污名化與標籤理論結合為綜合的理論視角，用以考察城市社會中的各種話語建 構──特別是大眾傳媒的話語生產──主要借助「貼標籤」這種策略對農民工這一社會群體進 行的「污名化」實踐。 社會學家孫立平指出，在我國城市中，對農民工的污名化過程相當普遍地存在著。骯髒、隨地 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當地加在農民工的身上。一旦在一個地方發生了 刑事犯罪，人們也總是首先將懷疑的物件指向進入城市的農村人3 。 下面的這段文字，取自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門「創作的」出於「關愛」和「教育」目的向農民工 教唱以提高其素質的歌謠： 小農意識要去掉，說話粗魯讓人受不了；裝修進了房主家，手腳不淨就要犯事了……不許 隨地大小便，刮鬍子剃頭天天要洗腳；不看黃盤和小報，學習文化素質要提高…… ──《民工兄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4 「小農意識」、「說話粗魯」、「手腳不淨」、「隨地大小便」、「看黃盤和小報」，文中的 這些「標籤」幾乎與孫立平列舉的「骯髒、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這些污名一一 對應。這些「標籤」出現在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門「創作的」歌謠裏，顯示出更深一層的反諷與 黑色幽默的意味。在這個「輕鬆的」歌謠裏，我們看到了整個城市社會對農民工根深蒂固的歧 視與偏見，與此相對，歌曲標題中將農民工稱呼為「民工兄弟」的相當「友好」的態度，卻顯 得那樣虛偽與刺眼。 如果將城市社會對農民工的污名化放入歷史的脈絡中進行考察，就會發現一條從「盲流」到 「農民工」的污名化軌跡。 「盲流」一詞最早出現在國家的政策法規之中。1953年國家政務院發出《關於勸止農民盲目流 入城市的指示》，1959年，中央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最初， 「盲流」是作為動詞的「盲目外流」的名詞化縮略，指稱那些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人。而隨著 社會變遷，這一指稱特定群體的詞語被添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評價色彩的內涵，一個有著共同的 「流入城市」行為的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