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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发展及农村经济增长摘要：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运用1978-2010年的相关数据和时变参数模型估计方法，就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探寻。首先，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农村金融中介效率却对农村经济增长起到了负向抑制作用。时变参数模型的估计结果则进一步发现：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整体上呈现弱化趋势，当前的正向作用机制比较微弱；而农村金融中介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经历了一个先减弱后增强的“倒V”型变化过程。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农村经济增长；时变参数模型；动态演化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0-0019-06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发展尤其是农村金融发展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并广泛应用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政策研究当中。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其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机构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体系框架也已初步形成，为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服务于农村经济增长创造了基础条件。那么是否正如我们的直觉和预期，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增长呢？如果是，这一推动作用又是否强烈，是否稳定呢？二者之间的事实关系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和分析的问题。 在已有的研究中，Goldsmith（1969）开创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定量研究的先河，他对35个国家1860—196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增长依赖于金融发展，两者互为因果，尤其是在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的超常水平发展[1]。由于Goldsmith的研究成果缺乏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的控制，所采用的金融中介规模这一指标不能够准确度量金融系统的功能，并且对于金融发展、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高三者之间的联系也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因为存在上述研究不足，King Levine（1993）在改进和弥补Goldsmith研究不足的基础上，系统性地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运用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面板数据重新检验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路径，同样证明了二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2]。然而，在许多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并不能证实金融部门能够引导长期的经济增长，例如Demeteades Hussein（1996）、Shan Morris（2002）、Boulila Trabelsi（2004）等[3-5]。受上述理论的影响，伴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谢琼、方爱国（2009）采用了协整分析、多元回归和典型相关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1978—2006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农村金融的发展非但没有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反而在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农民增收和农村消费等方面存在消极影响，我国农村正规金融外生于农村经济，农村金融制度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存在偏差[6]。冉光和、温涛（2008）在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效应进行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同样实证检验了1978—2006年间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证实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成长模式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约束效应[7]。但是安翔（2005）基于帕加诺模型的实证检验却表明，我国农村地区金融业的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是高度正相关的。季凯文、武鹏（2008）以农村全部金融资产与同期农村GDP的比值来衡量农村金融的深化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也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并且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8]。 纵观已有研究不难发现，由于在选用指标和分析方法上的差异，有关二者关系的结论没有达成一致，同时还反映出一些问题，特别是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待进一步的研究：（1）目前绝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是局限于利用固定参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静态分析，没有考虑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这在我国金融政策变化较为频繁的转型时期显然是不足的。（2）已有的统计数据中，有关农村金融发展的数据只有30多年，并且都是截面数据，由于样本数据太少，这在估计多个变量时显然会影响到模型估计的精确度。（3）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选择过于单一，且各有侧重，导致结果不可比。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中介效率两个方面来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在分析方法上选择了时变参数模型进行估计，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来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