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构筑家庭助廉体系探析.docVIP

对构筑家庭助廉体系探析从已经查处的大要案来看，腐败分子往往不是孤立的，有的是夫妻帮，有的是父子兵，更有甚者全家齐上阵、情妇（夫）也出马。这些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着特殊关系的人员（本文暂且统称为“家属”），往往在国家工作人员走上职务犯罪的道路上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家属”助贪，诱发、推动职务犯罪，直接原因就在于家庭助廉体系的缺乏，本文拟对当前司法环境中如何构筑家庭助廉体系进行调查研究。 一、“家属”的主体范畴 1.配偶。在实践中，我们通常将助贪的配偶称之为“贪内助”。有些“贪内助”们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们对自己的配偶展开激将法，或苦口婆心的“劝说”，或时不时地以“仕途无望”、“某某又发大财了”刺激对方一下，总之就是通过枕边的吹风，使自己的配偶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地把自己手中的权力换成真金白银。有些贪官夫妇为了实现共同的敛财目标，“妇唱夫随”，演起双簧，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前方为他人谋取利益，“贪内助”在后方“酣畅淋漓”地收钱。还有一些“贪内助”抛头露面，上蹿下跳，打着配偶的旗号四处炫耀，常常以“协调工作”、“疏通关系”、“帮忙办事”等名义，收受好处，有的甚至主动出击，利用配偶的名义承揽工程，大肆索贿。 2.配偶以外的家属。这一类主要是指夫妻关系之外的其他近亲属，包含已成年的子女，未共同居住生活的父、母和同胞兄弟姐妹。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后，往往授意请托人将贿赂交付给自己的子女、亲戚等“特定关系人”，“曲线救国”。也有一部分官员的家属 近水楼台，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贪官的权力以权换钱。如原浙江省新昌县水利水电局局长、党委书记王美忠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其弟弟的名义在其势力范围内到某建筑公司以低于市场价承接工程，在施工的过程中，虚增工程量，虚增工程款 ，最后，在工程结算时，由其弟弟将“好处费”和工程款一并收取，与王美忠共同受贿23万元。 3.情妇（夫）。此类人员虽然不是合法的家庭成员，但因双方特殊的情感及经济关系，实质上扮演着“准配偶”的角色。在我国，情妇（夫）本身属于私德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包养情妇（夫）是一种腐败行为，但仅此尚未构成刑法的追究对象。但是情妇（夫）通常会在国家工作人员走上贪腐的道路上推上一把。如原浙江省交通厅厅长赵詹奇受贿案，其情妇汪某利用赵的权力之便，为他人在工程招标中进行关照，并收受“好处费”55万元。法院经审理认定，其情妇汪某收受的55万元也应当计入赵詹奇的受贿额。 二、“家属”助贪的常见形式 1.代收贿赂。这是实践中“家属”参与受贿的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为了规避党纪国法的制裁，本人往往不亲自收受请托人的财物，由其近亲属、情妇等特定关系人出面，收取有关财物，或者干脆直接出面索取财物，随后再办事情。这些行为虽然表面上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没有直接收取财物，但实质上请托人的指向是很明确的，其“家属”在这里就是贪官的代理，作用就是帮助贪官代收贿赂。如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受贿案，她的前妻贾桂娥经常利用慕的职务便利，“呼风唤雨”，为跑官者牵线搭桥，往往是由她在前面收受财物，慕绥新在后面为他人升官发财“修桥铺路”，有时甚至是大胆索贿，几年期间，慕绥新夫妇及其女儿女婿索贿受贿额达数千万元。 2.挂名领薪。2007年两高《意见》第六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安排自己的配偶、子女、情妇等挂名领薪。如原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岛区）公路局征稽办副主任陈守忠，利用职务便利，与某公司负责人协商，将其妻子韩某的工作关系调入该公司，并约定韩某不必上班，直接领薪水，而陈某则在缴纳、核定养路费方面给该公司一些“方便”。 3.进行不对等交易。实践中常见的有“低价买房”、“低价买车”、“收受干股”等。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为了打造自己的“清廉形象”，不方便出头露面受贿，于是其“家属”便打着他的旗号，出面以低于正常市场价的超低折扣买房、买车，或者收受干股，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进行违背市场规律的不对等交易。还有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经商办企业，购买股票、理财产品等，一些企业主便投其所需，按照“市场潜规则”，采取让价优惠、提供股本金、投资款、利润分红等方式进行低价交易，以向其行贿。 4.收取“中介费”。有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常常以“协调”、“疏通”、“帮忙”名义，在国家工作人员和请托人中间充当掮客，牵线搭桥，一方面或明或暗地将请托人的事项转告给国家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又督促国家工作人员完成请托，并在此过程中收取所谓的“中介费”，其实质仍是借权生财，钱权交易。 三、规制“家属”助贪现象的必要性 有一个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