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特色及对中国启示.docVIP

德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特色及对中国启示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处理和流动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在便利人们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个人信息滥用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衍生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我国，近年来滥用个人信息、非法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日益多发，比较典型的有：2008年深圳孕产妇个人信息泄露案，2010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员工涉嫌非法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案等[1]。个人信息滥用的严峻现实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现状的深刻反思和检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通过对德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模式的介绍和研究，可以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有益借鉴。 一、我国滥用个人信息的表现形式及立法保护现状 在我国，滥用从合法或非法途径获得的个人信息的表现形式多样，危害严重。（1）个人信息买卖交易。将手头掌握的个人信息拿来买卖交易而牟取非法利益，由此形成买卖个人信息的“地下产业”。（2）对采集到的个人数据进行未经许可的二次开发利用，为细分市场、制定营销战略提供依据，进而实施对重点人群或重点客户的定向强制推销，严重侵犯个人安宁生活的权利。（3）擅自公开、传播、散布个人信息，实施造谣中伤、添加不实的损害性评论等侵权行为以及诽谤、侮辱他人人格的犯罪行为。（4）盗用他人个人信息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造成个人信息主体财产损失，危及个人信息主体生命安全。（5）境外势力通过对特定人群个人信息的非法采集，以此刺探科技情报和经济情报，严重威胁我国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主要以人格权、隐私权等形式来加以保护。相关规定散见于宪法、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刑事法律、诉讼法律、行政法律法规或规章之中。具体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对公民一般人格权和隐私权保护的规定；刑法对诬告陷害、侮辱诽谤他人犯罪，非法搜查和非法侵入犯罪，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犯罪，出售、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规定；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就涉及个人隐私案件的不公开审理作出了规定；律师法和公证法就保守当事人个人隐私作出了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分别就未成年人个人隐私、妇女人格权和消费者人格权保护作出了规定；居民身份证法、护照法、统计法、社会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反洗钱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传染病防治法、执业医师法、邮政法等法律就个人信息保密和个人隐私保护分别作出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规章对个人信息保护事项作出了规定。 综观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现状，不足之处在于：（1）我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数量庞杂，相互之间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相关制度不够健全、监督和救济机制不尽完善，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难以得到全面有效的保护。（2）缺乏一部专门的规范个人信息保护的龙头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的定义、个人信息的范围、个人信息保护原则、个人信息保护执法主体、个人信息主体和个人信息采集管理主体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及救济等不甚明确或不够完善，不利于对滥用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制裁和对个人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3）我国宪法和法律中关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定，主要是从保护一般人格权和隐私权的角度进行规范，并未涵括一般人格权和隐私权之外的大量个人信息。刑法修正案（七）虽然新增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两罪规定的犯罪主体范围过窄，不能涵盖所有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另外，构成该罪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不具有可操作性。（4）我国民法、刑法和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关于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大部分属于事后救济规范，无法实现对个人信息采集、保管和利用等环节的全流程监管；有关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律和行政法规多数也是原则性规定，缺乏操作性；我国业已出台的与利用互联网有关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法规和规章效力层级较低，执行起来难度很大，难以有效遏制利用网络滥用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 二、德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概况及特点 德国黑森州于1970年颁布了世界第一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资料保护法。德国国会于1970 年起着手制定联邦资料保护法草案，经过长达6 年的反复讨论与修改，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最后于1976 年全文通过，1977 年生效。该法的正式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