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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困境及路径选择摘要：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出国家管理形式单一，社会组织发展形式多样；国家法律规范滞后，地方实践管理先行的特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发展中都做出了努力，但仍存在其内在的局限性。因而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路径依赖，实行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的创新，才能打破管理僵局，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管理。 关键词：社会组织；困境；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42-02 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目前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46.2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5.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0.4万个，基金会2 614个。除这三类的社会组织外，官方尚缺乏数据掌握，但据专家预测，我国社会组织总量约在400万家左右。按此推算，约有300多万社会组织尚未登记注册，九成左右社会组织属于“不合法”，不具备主体资格。这显示出国家对少数社会组织严格管理而对大多数社会组织处于管理真空和乏力状态，因而如何走出管理困境，管理路径的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一、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特点 （一）国家管理形式单一，社会组织发展形式多样 我国社会组织实行登记注册，同时接受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而且必须先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合格后方可以申请登记成功。由此可见，“登记”管理成为我国社会组织合法化的唯一途径，表明了管理形式的僵化和单一性。而我国近400万现存的社会组织，门类较为齐全，形式可谓多种多样。既有全国统一性社会组织，也有社区基层组织；既有官方认可注册的社会组织，也有草根性社会组织；既有单一社会组织，也有社会组织的联盟；既有实体性社会组织，也有网络虚拟的社会组织；既有行政性的社会组织，也有民间性社会组织；既有盈利性的社会组织，也有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等。这种现象凸显了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与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正视，从而突破管理瓶颈。 （二）国家法律规范滞后，地方管理实践先行 我国管理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虽已建立，但仍不健全，法律缺位现象严重，尚未有专门的社会组织基本法。不仅如此，现有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规范主要有四个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及《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这些法律规范尚未上升为法律层面，不仅效力等级较低、管理模式单一，而且严重滞后，形成社会组织管理“无法”可依的现象。但可喜的是，地方管理率先打破了僵局，如上海市从2000年开始在部分市区承认街道可以作为社区社团的业务主管单位，使得社区的草根社会组织得以突破“准入门槛”的制约，随后又以行业协会为突破口，成立专门服务机构；青岛市于2002年开始在社区试行社会组织备案制，对备案的社会组织颁发“准社团”、“准民非”证书；深圳自2008年起已经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探索，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等三类社会组织实行“无主管登记”；2010年2月，北京首次明确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2010年6月，成都也开展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工商经济类和社会福利类社会组织登记时，申请人可直接在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广东省建立了面向社会组织的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制度，上海、浙江、山东、湖南、四川、云南等地采取多种方式推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至此，形成了国家管理规范滞后，地方管理破冰、形式各异，管理实践先行的格局。 二、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困境及努力 （一）官方路径局限及努力 所谓官方路径就是自上而下来自国家的管理。自1998年开始，我国社会组织的官方管理就一直实行登记与业务主管相结合的双重管理模式，这种单一僵化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发展需要，日益凸显其内在局限性。尽管我国地方管理大胆尝试，但各地管理模式不统一、不协调，缺乏国家体制和法律制度的保障，使得社会组织本身缺乏平等性保障，表现出地域管理的局限性。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有来自领导层以及政策层面的声音，彰显了官方的努力。 2012年两会期间，“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和“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表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中提出：“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创新，拓展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范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首次设专章阐述未来五年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的工作思路。 2009年，民政部就分别于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鼓励“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的制度”。至今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