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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及资本深化探究综述摘要：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工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革命，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成为生产力革命的决定性因素。论述了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之间关系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作出了总结。 关键词：技术进步；技术选择；资本深化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0000902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成为生产力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技术进步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另一方面技术选择的偏差抑制了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前几年全要素生产力率的高速增长，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增长放缓，这是因为我国工业的技术进步是有偏的技术进步，资本持续替代劳动，资本密度持续升高，这种资源消耗型的生产模式，将使经济的发展受到经济资源的限制；另外，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已经出现了重工业化趋势，但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富余的国家，还不具备重工业化的条件，过早的资本深化显然违背了要素禀赋优势，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过早的资本深化减缓了经济增长。 1 技术进步测度的相关研究 Farren（1957）在对生产效率的测算时提出了技术效率的概念。Dennis Aigner，C.A.Knox Lovell，Peter Schmidt（1977）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了扰动项的因素，使随机前沿模型得到完善。A. Charnes，W.W. Cooper，E. Rhodes（1978）推广了Farren的方法，首次用dea数据包络方法评估和控制公共项目的管理行为。Mieko Nishimizu和John M. Page， Jr.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成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化，并测算了南斯拉夫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而Bauer（1990）使用参数方法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和规模报酬变化、技术效率变化以及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他的分解用到了综合生产前沿，同时允许有多个产出。Feeher与 Perelman（1992）分解OECD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Boris E.Bravo-Ureta和antonio E.Pinheiro测算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技术效率，特别是研究了印度农业，印度农业是以生产大米为主，它的技术效率达到了72%。R. F·re， S.Grosskopf， B. Lindgren and P. Roos（1992）用非参数方法计算了瑞典Malmquist生产率指数。Subhash C. Ray and Evangelia Desli也用了相同的方法计算生产率，不同于前者的是他们对生产率的分解基准不同，从而得到了不同结论。他们以VRS前沿作为基准进行分解，VRS函数的斜率度量了技术进步。Sangho Kim and Gwangho Han（2001）应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把韩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变，规模报酬的效应，通过对1980-199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提高对生产率的提高有正的作用，资源配置效率有负的作用。Subodh Kumar and R. Robert Russell（2002）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行了分解。两位经济学家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生产前沿的移动），技术追赶（向生产前沿的移动），资本积累（沿着生产前沿的移动），这里的世界生产前沿是通过确定性方法构造的，这种方法不用考虑方程中技术表示的具体形式和市场结构，市场缺陷的假设。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分解和比较，他们发现技术进步是非中性的，增长主要是资本深化推动的。 在国外经济学家研究技术进步得到丰硕成果的同时，中国的学者们也对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姚洋和章奇（2001）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和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探索了影响技术效率的原因，并且得出以下结论：企业的国有性质，企业的规模，企业的RD对技术效率有正的影响，企业所在区域也是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之一。胡鞍钢和郑京海（2004）借助中国省际数据用DEA一Malmquist指数方法对TFP的增长率进行分解。 Yanrui Wu（1995）测算了改革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生产函数的估计使用到了1985-1991的面板数据涉及到国家工业，农村工业，跨地区，跨要素的比较了生产率和效率的不同。ZhuobaoWei（2002）等人关注到企业层面，他们用1993年1036家特大型工业企业的数据研究了所有制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颜鹏飞和王兵（2004）用非参数DEA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角度，从中国30个省的层面对中国经济的1978—2001年的生产率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