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特色及建筑理论体系.doc

建立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 建筑理论有没有民族(和地域)特色?今天中国正在进行空前规模的建设和建造活动。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们深切地感觉我们的理论建设严重地落后于实践，以至在设计和建造中出现了较大的盲目性。有的同志认为，当前我国建筑实践最大的危险是“跟风”；也有的认为“千城一面”是当前建设中的主要问题。我认为：“跟风“也好，”千城一面“也好，都反映了我们建筑理论的贫乏和落后。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建设中，我们可以察觉一种强烈的“赶超”意识。沿海城市要“赶超”世界先进，正在期望建造“世界第一”或至少是“亚洲第一”。地域城市要“赶超”国内先进，正在期望建造“本省第一”或至少是“本地第一”。这种“赶超”心理是一种强大的驱动力量，但是它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否则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毫无疑问，建筑有全球的共性，但是它又是产生在某时某地，为此时此地的人服务的，因而必然具有个性。这种个性可以是民族的、也可以是地域的、甚至是个别工程或个别设计师的。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点，就只能是跟了别个民族、地域或个人跑，也就必然会产生“跟风”的现象。当大家都“跟”了一个“风”时，就必然会出现“千城一面”的结果。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在吸取国际上各种建筑理论成就的同时，从中国的条件出发，建立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现代建筑理论体系。二、中国有没有自己特殊的建筑理论？西方的建筑理论，最早可能是公元前一世纪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这本书被埋没了好久，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才重新被人发现，这以后到十九世纪，西方相继出现过阿尔倍蒂（意大利）、布隆代尔（法国）、拉斯金（英国）等许多人的重要理论著作。到二十世纪，西方的建筑理论学家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工程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成就结合，建立了系统的现代建筑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一些基本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性的。然而，它又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其文明和文化特征为背景的，当推行到发展中国家时，就出现了许多脱节现象。明显的例子是柯布西耶规划设计的印度昌迪加尔。他的弟子多西和其他印度建筑师如柯里亚、里瓦尔等根据印度的条件，发展了有印度特色的建筑理论，使印度的现代建筑跻身于世界先进建筑之林。日本也是如此，矶崎新、安藤忠雄等的建筑，都既是国际的，又是日本的，这与他们对日本民族和建筑的理性分析和认识是分不开的。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最优美的建筑，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像《建筑十书》那样的理论著作。宋朝的《营造法式》是一部罕见的科学文献，但从表面来看，它好像只是个操作规程，它的理论是隐性的，有待后人去发掘和阐述。同样,虽然没有文献,但是中国大量的历史建筑和民居,都“隐性”内涵着丰富的理性。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日本相仿，我们的建筑工作者有责任去把我们祖宗“隐性”的理论观念“显化”，像多西、柯里亚、矶崎新、安藤那样地去发掘和阐述我们的民族和建筑的特征，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跟风”，改变“千城一面”的现状。有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美籍教授，写了本题为《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中译本）。她用现代的观念，系统地、历史地分析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并且与西方的文论比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她的成就，值得我们深思。文学能够如此，建筑就不行吗？三、建筑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从何而来?过去，我们往往从表面上探讨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如中轴对称、高台、大屋顶、琉璃瓦、马头墙、格子窗、小天井等，这些探索是有价值的，但时代变化了，它们的应用根据也变化了。我认为，与其去探讨什么是中国建筑的特色，不如首先探讨一下，特色（民族的、或地域的）从何而来？我的认识是：一个民族、或地域的建筑特色，来源于对本国、本地建设资源的最佳利用。这里所说的建设资源，是广义的，它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资源。自然资源包括地形、地貌、地质、矿产、景观、水文、山水、材料和气象。有的同志认为气象不能算资源，然而：阳光、风雨、冰霜却恰恰是我们生存的依据。阳光和风、雨可以产生再生能源，这已经是人所尽知。今年一度流行的“非典”，又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日照和自然通风的重要性。人文资源包括人口和民族组成、哲学观念、历史传统、道德准则、家庭关系、风俗习惯、审美标准、文物遗产、人才等因素。每个国家和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在建造中如能把这些资源（那怕只是其中之一部分）利用起来，特色就在其中了。现在我们的“跟风”和“千城一面”，往往是舍近就远，舍本就末的做法，其结果是既浪费了资源，又丢掉了特色。随便举两个例子：意大利威尼斯是在公元五世纪日耳曼人南侵时开始建设的。当时是一片沼泽地，威尼斯人利用水资源建设了世界上最美、最有特色的水上城市。再如，荷兰是个低地国家，自然资源贫乏，但他们利用风能，使风车建筑成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