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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长三角地区区域内产业转移实证探究【摘要】以上海为主的长三角中心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了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而该地区发达的交通网又为产品和要素的流动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这将大大促进长三角区域内由中心向外围的产业转移。近年来，由于这种区域内产业转移范围的扩大，学术界提出了“泛长三角”的概念，即根据区际联系的密切程度，把安徽拉入长三角同盟。从“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和战略布局看，对该区域内产业转移做一个实证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泛长三角 区域产业竞争力 产业转移 一、产业转移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一）产业转移理论的由来和发展 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费农（1966）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费农认为，产品生命就是产品在市场上的营销生命，和人的生命过程一样，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四个阶段。对于产品而言，就是创新、成熟、标准化生产三个阶段。[1]对于前两个阶段，创新国生产并出口产品。在第三个阶段，进口国生产产品并出口返销创新国。 2.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是由区域经济学家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认为，区域经济的盛衰取决于区域主导产业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则说明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可以将该区域列为高梯度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主导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由高梯度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在高梯度区域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成为了低梯度地区相对先进的产业，从而提高了低梯度区域的产业结构的层次和水平。而高梯度区域则继续开发生产新产品，发展新行业，产业不断升级，这就形成了一种产业不断扩散转移的现象。[2] 3.“雁行形态”理论。“雁行形态”理论的原理与梯度转移理论相似，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1960年提出。赤松要对日本棉纺工业历史的研究发现，由于日本近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棉纺的国内需求增加，该产业的进口随之扩大。一段时间之后，国内产量猛增，逐步取代进口。到了19世纪末期，出口规模逐步扩大，日本棉纺产业成为具有出口优势的行业。随着战后经济的重振，日本开始逐步向其他东亚地区投资，棉纺产业又转移到其他后进国家。因这几个阶段在图表上呈现倒“V”形状，很像飞行的雁阵，故得名“雁行形态”理论。[3] （二）国内对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现状 国内对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如卢根鑫（1997）的“重合产业理论”，他认为发生产业转移的关键原因在于各个国家存在“重合产业”，产业转移有助于各个梯度国家产业重组，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双赢的。[4]第二类主要是以陈建军为代表的研究国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比较突出的有陈建军、张可云、戴宏伟等。 陈建军（2007）对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与空间结构演变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模型测算了1990年和2003年上海浙江25个制造行业的竞争力系数，发现上海对浙江有着明显的产业转移现象。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5]张可云（2001）提出了“区域大战和协调发展”理论，从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出发，探讨了区域产业转移的必然性，他认为：区域梯度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产业转移优化了区域经济布局，但是产业转移不一定会促使区域间的和谐，这种梯度转移只依靠市场调节是不够的，政府的干预和协调同样重要。[6]戴宏伟（2003）提出了“梯度双赢”理论，他认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转移方重塑比较优势，承接方提高产业结构水平，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梯度双赢”。他把理论应用于“大北京”经济圈的发展研究中，并指出，“大北京”经济圈三省市的合作基础在于各地区在技术、产业和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京津冀应该利用这种互补性，着重产业结构方面的梯度转移，达到产业机构的优化升级。[7] 纵观国内对产业转移的研究，基本集中在理论、政策层面的研究，很少对产业转移的现状做具体、全面的实证分析。例如对泛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研究，安徽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问题是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大热点，但是笔者却未看到这类研究中有对安徽和江浙沪的产业转移现状做实证的比较分析。而本文将通过产业竞争力系数模型，对十五年来泛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状况做一个较为完整的数据分析。 二、构造产业转移的评估模型 （一）产业转移的判定机制 在构造评估泛长三角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动态过程的实证模型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下怎么判定两个地区产业转移的发生，即产业转移的判定机制。根据定义我们知道，产业转移主要是指产业区域转移，是由于生产要素和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产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