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doc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 族属问题试探 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所出的一批文物，从其数量性质言之，均是十年来考古学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研究当时滇池区域的文化及其民族的最真实的资料[1]。创造这一批精美青铜器和其他器物的主人，以及他们属于当时的哪一种民族，应该是研究这一批文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于1958年冬承云南省文化局之约，曾短时期参加过晋宁的发掘，1959年6—7月间，又承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之约，对于这批文物作了一些初步分析。兹将个人所能观察到的，发表于此，以供研究者和关心这一批重要文物者的参考。因为仅仅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分析，故称之为“试探”，还望读者予以驳正。再者，在研究这些文物时，承云南省文化局陆万美局长及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侯方岳副所长多方面的鼓励及指导，和云南省博物馆许多同志的热诚协助，并许发表，特此表示谢意。 在探索考古学上所发现的文物的族属问题时(指无文字发现者而言)，可从许多方面人手，最普通者，乃根据出土文物的性质、样式、花纹等特征，与已知的古代或现代民族的文化特征相对勘，从而找出其族属关系。但是，这种方法局限性很大。因为文化特征往往可以离开民族的本身而独立传播，除非各种特征相同的幅度甚大，不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甚可靠的，或者仅能证明他们之间有着历史的接触关系而已。如果其中有人物图像发现时，则可以根据人物的形象、头髻和衣饰的样式等来探索其族属关系。这虽然比前者的可靠性大，倘用之不慎，亦易引入歧途。不同的民族，亦可能有相似的服饰，特别是表现在相近的民族之中；在同一民族中，其间也可能有稍微不同的服饰，尤其是人口众多、分布区较广的民族。并且同一民族的服饰在时代的推移上是要变动的，虽然在古代及较原始的民族中其变动较为缓慢，但演变是必有的。 利用人物图像来探索他们的族属关系，在方法上虽然有它很大的局限性，但在研究晋宁出土文物的族属关系上，却有着它的许多长处。因为晋宁出土的文物，其中有很多的人物图像，包括高至三四十厘米的铜俑，小至二三厘米的铜铸像和在各种铜器上镌刻的人物图像，约略计之，不下二三百个。这些大大小小的图像，在造型艺术的造诣上都是很高的，往往能重点突出，把所要表达的特点活现出来。特别是这些图像都在各种不同活动场面中出现，这就更增加了它们的真实感。像这样的材料，在考古学的发现中是少有的。它们若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对于阐明当时的社会性质及民族情况，其准确性当不下于文字。而且，正因为它们是图像，更具有文字所不能表达的真实感。 利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晋宁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时，还另外有一种长处，即可以用来与古籍中的记载相对勘。因为在古籍的记载中，往往以髻式和服装的样式来区别当时不同的民族，如“椎结”“编发”“左衽”等。这种描叙虽然太简略而且不甚准确，但如能得到当时真实图像来加以对照，那就更为具体了。 利用服饰头饰来区分民族，虽然不一定可靠，更非唯一的方法，但也有它的实际用处，因为每一民族都有它特殊的头饰和服装，以区别于其他的民族。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古代的民族和比较后进的民族中，是一望而知的。这也是在古籍记载中往往以此来区别不同民族的原因之一。 所以，根据晋宁文物的特点，先从其人物图像分析出有几类不同形象的人物，何者是主要的，何者是从属的。将各种类型确定之后，再从各种活动场面中来加以核对，以视能否构成一种族属，最后再推论它可能是当时的某一种民族，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据初步分析的结果，其中除此一文化的主要民族而外，至少尚有七种族属。兹将其男性者分为七组，用拉丁字母代表之；女性者分为七式，用罗马数字代表之。 一、“滇 族” 晋宁文化中的主要民族，在服装上和在各种活动中，是表现得非常清楚的。由于现在还不能将其与古代当时的某一民族或者是现代的某一民族相结合，所以暂称为“滇族”；因为在汉代称此一区域为“滇国”，在墓葬中又有“滇王之印”发现，所以这些文物是当时“滇国”的东西；更确切些说，是属于当时“滇王族”的东西，这是无可置疑的。 《史记》称当时滇池附近的一些民族为“靡莫”，而“滇”为其中之一。《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从《史记》的文义推之，“靡莫”似乎是一种民族的名称，而滇则为其中的一个国名，或者君长之名[2]。《华阳国志》称此地区的民族为滇或滇濮。故说者以为滇为濮人中之一种[3]。按靡莫自西汉以后即无闻，不知其为何种民族。而濮人之说古今以来更是众说纷纭[4]，今若称晋宁文化中的主要民族为靡莫，或者为濮，则不如称之为滇，似属更为有据。 从晋宁出土的许多铜俑及镌刻的人物上来看，古滇族与其四周的民族在服饰上及风俗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又从晋宁的各种人物图像场面中，所描写的对象，都是滇族的一些主要活动，或者是与滇族有关的其他族的一些活动。从服饰而论，滇族的服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