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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幸福指数 司法1103班 颜璐 学号1105060358 幸福研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古代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就非常注重对幸福思想的关注,对幸福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而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血亲关系使得早期经济学继承了伦理学的价值判断传统,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经过多代经济学家们的努力,幸福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学逐渐用偏好和效用取代幸福,走上了一条注重财富增加和收入增长的道路,忽视了对幸福本身的研究。幸运的是,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在“经济增长至上”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引起了经济学界对生活质量的关注。随后,1974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幸福悖论”,“生活质量”和“幸福悖论”概念的提出引起了经济学家们对幸福研究的重新关注。之后,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研究便迅速的发展起来。国内现代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也只有短短三十年的历史。[1]也就是研究幸福这一稀缺“资源”或“物品”的有效利用问题。[2]现在，国内外学者渐渐同意经济学的终极目标不是如何使金钱最大化，而是回归人的本质，即如何使幸福最大化。针对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找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将其量化成幸福指数并考察如何控制这些因素使国民幸福指数更强。 实证研究表明：(1)社会人口学因子中,性别、教育和工作状况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我国女性幸福感高于男性幸福感；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倾向于报告更高的幸福感；选择不参加工作群体的幸福感高于有工作群体的幸福感。(2)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等七个生活领域满意度因子对居民幸福感都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然后依次为家庭关系满意度、住房满意度、个人健康状况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和社区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对总体幸福感只有很微弱的影响作用。(3)关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显示：不考虑相对收入的影响时,不管是用个人全年收入还是家庭全年收入来衡量绝对收入,绝对收入对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当考虑相对收入效应后,绝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会减弱,但是对幸福感的影响仍然显著；不管是用个体对自身的收入进行评价衡量相对收入,还是采用所在地区的平均收入作为相对收入的参照系衡量相对收入,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都很大。(4)对于整体居民来说,收入差距对其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但是,当把居民分为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收入差距显著的影响其幸福水平,收入差距越大,居民的幸福感越低。对于农村居民来说,虽然收入差距与他们的幸福感也呈负向相关关系,但这一关系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Happiness Research from Economic Perspective in China）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的数据,我们对受访者的特征进行划分得到了不同群体幸福感水平的均值及其标准差,如表7-2所示。 一、性别与幸福 总体样本中,男性4367人,其中回答“幸福”或者“非常幸福”的有2000 个,占男性总人数的45. 8%;女性4918人,其中有2253人回答“幸福”或者“非常幸福”,占女性总体样本比重也为45.8%。所以,男性和女性样本中,幸福人群所占的比重是一样的。根据表7-2,从两个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均值来看,女性 群体幸福感的均值要高于男性群体幸福感,但是两者差别不大。 二、年龄与幸福 很多研究都表明,年龄与幸福感之间体现为一种U型的曲线关系。我们根据 样本数据得到的年龄和幸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虽然显示两者之间不是线性关系,但是没有呈现U型曲线关系。从各年龄段群体幸福感的均值来看,20-30年龄段人群的幸福感最高,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大,居民的幸福感降低,到50岁后幸福感稍微有些提升,但是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长,居民的幸福感又开始下降,70岁以上老年人的幸福感降到最低,均值为3. 35. 三、教育与幸福 CGSS中把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分为14类,在进行描述性统计时,本文将这些 分类进行了整合,没有受到任何教育的仍设置为1,把扫盲班、小学和初中合为 一类,赋值为2,把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和技校合为一类,赋值为3,成 人大学专科和正规大学专科合为4,成人本科和正规本科设置为5,研究生及以 上为6。由表7-2可知,除研究生以上这一群体以外,居民的幸福感随着学历的 增高而逐步提升。硕士群体的幸福均值虽然低于具有专科和大学学历群体的幸福 均值,但是仍然显著高于低学历群体的幸福均值水平。但是如果我们把回答“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样本定义为幸福人群,则硕士群体中幸福人群所占的比重达到65.38%,这是所有教育分组中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