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学论思辨缺席与修辞发明.docVIP

论思辨缺席与修辞发明 [摘要]：思想自由促动修辞发明，修辞发明促动思维活跃，思维活跃促动思辨灵巧。反之，思想奴役导致修辞发明缺位，修辞发明缺位又导致思辨缺席。思辨缺席制约着一个民族的发展，教育界特别是大学教育界应给予高度重视。提出可以通过大力倡导、训练修辞发明，改善“思辨缺席”现状，逐步消除“思辨缺席”带来的种种弊病。 [关键词]：思辨缺席；修辞发明；训练；实效 一、引言 黄源深教授于1998年率先提出思辨缺席的问题：“外语系的学生遇到论争需要说理的时候, 写文章需要论述的时候, 听讲座需要发问的时候, 常常会脑子里一片空白, 觉得无话可说; 或者朦朦胧胧似有想法, 却一片混沌, 不知从何说起。”[1]该提法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学者开始针对该问题加以研究。潘红指出：“患有‘思辨缺席症’的外语专业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低下, 缺乏综合分析、判断推理、批判思维能力, 也就难以有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直接影响到外语人才的素质。”[2]至于成因，有的学者认为是“外语学习特点”造成的[3]，也有学者认为是“我们目前的英语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不当”造成的[4]， 还有学者认为是“语言习惯的培养过程”造成的[5]。至于解决途径，段国重提出要“注重西方文学的教育，对其进行改革以诊治中国外语学习者的思辨缺席症 [6]”，徐朝晖“提出几种培养找错与思辨能力的方法, 从而在英语教学中攻克‘思辨缺席症’[7]”。 以上分析基本上都围绕外语教育展开，那么“思辨缺席症”是否就只是外语教育存在的问题呢？卢水林认为“不仅仅是外语系师生的问题，只不过问题在外语系更加突出罢了[8]”。文秋芳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 英语专业学生总体思辨水平显著高于其他文科类大学生；2）英语专业学生一、二、三年级的思辨水平均高于其他文科类大学生，但仅有一年级与二年级的差异达到统计要求，其差异逐年缩小，第三年时已无显著差异；3）两类学生一、二、三年级思辨水平内部的变化水平均达到显著性水平，但英语专业学生三年内变化的幅度明显小于其他文科类大学生；英语专业学生思辨水平虽有小幅量变，但未出现质变的关键期，1-2年级，2-3年级与1-3年级之间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而其他文科类大学生变化幅度大，同时出现质变的关键期在2-3年级[9]。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思辨缺席症”在我国是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尽管尚未有学者研究文科类学生与理工科类学生思辨水平孰高孰低，也没人研究大学生毕业前后思辨水平的量变与质变，但通过我国在世界许多领域 “话语权缺失”的现状以及大学生思想最活跃这一事实来判断，“思辨缺席症”并不只是外语学生的问题，也不只是学生的问题，它在我国广泛存在。思辨缺席症直接导致各种弊端，会制约一个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应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本文将从广义修辞角度入手，以民族利益为写作落脚点，分析修辞发明在东西方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其对思辨能力的影响，提出我国“思辨缺席症”是由于长期的“修辞发明缺位”造成的，并探讨如何通过倡导、训练修辞发明，改善“思辨缺席”现状，消除“思辨缺席”带来的种种弊病。 二、修辞发明与思辨缺席 古希腊民主之风盛行，催生了辩论修辞。由于修辞能带来辩论特别是法庭辩论的胜利，并从中得到实惠，学习修辞自然成为当时学人的首选，修辞教育者与研究者也络绎不绝。亚里士多德将修辞界定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能发现可资利用的说服手段的那种能力”,“指出修辞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修辞者应能够证明针对任何争议的两个对立观点’或者说针对每个议题修辞者都必须同时掌握相互对立的两个立论和两套证明。”[10]（P52-53）亚里士多德系统化了的“修辞发明”成为西方修辞五大任务之首。“修辞发明”指“修辞者针对面临的具体修辞形势和任务进行构思和立意，寻索、发现、确定和初步组织可说、该说、值得说的话点的那个过程[10]（P62）”,是“发现之艺术[11]（P3）”。它广泛应用于公共演说、庭辩以及政府活动，修辞者为了取得辩论的胜利，一直努力发现可资利用的资源，不断出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形成“注重传统但保持自我”的一种思维写作习惯。重视修辞发明之传统有利于西方群体形成“高层次或反思性思维能力(critical thinking skills)(文秋芳译[12])”。在西方，“教科书提及的事实（包括真理与认定）所享有的‘事实地位’并不是恒定不变的。恰恰相反，一旦进入教科书，这些事实立即成为所在学科前沿学术研究的靶标，或者说成了保证该学科‘修辞发明’不停步的复杂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被采用为教科书起，这些事实因而就理所当然地处于被重新审视、修正，甚至推翻的过程中[13]（P96）”。绝不是“被毕恭毕敬地尊崇为所涉及领域的知识或‘机构性事实’的集大成[13]（P96）”。 由上述分析得知，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