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文化自信与创造性姿态.docVIP

刘长乐：文化自信与创造性姿态 ? ? 2006年08月23日 13:27 字体：大?中?小 ? ——在第三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暨第四届亚洲传媒论坛上的发言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　刘长乐 两年前，中国京剧院在北京一些大学里演出《四进士》、《将相和》等传统京剧时，打出了这样的广告：“同学们，吃惯了比萨饼、麦当劳，你们不妨也品味一下中国茶吧！”“懂一点京剧，有一点中国文化底蕴，会让你们在和老外交谈、交往时多个话题，多些面子……”据称，“广告效应”相当良好。 京剧与中医、武术、国画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国粹”，半个世纪前，它的名角、“头牌”在演出时，往往是万人空巷，一票难求，而今天却靠这样一则广告吸引学生，不免让人心头酸楚。有专家认为，当今，在年轻一代中，流行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对本土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对带洋字的文化则趋之若鹜。难怪台湾诗人余光中痛惜地说：“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时，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呢？” ? ? 社会和谐建立在人心和谐上，文化多样建立在文化自信上。是否拥有文化自信，决定着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生存价值。否定传统文化，只会增加了我们历史的迷茫，看不清来路，又怎能知晓归途？东方文化、亚洲文化从丧失文化自信到重新建立自信，是一次艰难而富有戏剧性的文化长征。这个长征，不仅考验亚洲媒体的技术素质，也考验着一代亚洲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心理素质。 一、达成文化认同 有一种东西无法作假，那就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自信心。这种自信，不在于高楼盖了多少座，汽车卖了多少辆，GDP增长了几个百分点，而在于我们对过往文明的了解与认知，在于我们感到自己能与李白、杜甫、曹雪芹同根同祖的欣慰与自豪，在于我们对未来文化走向的把握和信心。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更清楚自己“到哪里去”。 进入近代史，在中国人与西方的文化冲突中遭遇了最为痛苦的外侮之后，中国的一些知识界精英认为，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把国家拖向了贫弱的泥沼。在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成为主旋律。中国被拖入一个强制性的参照背景下，在这里，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构成方式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形态，是“先进”的，而其他的社会形态则被定性为落后的，必须改变的。 在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下，中国传统的一切都在摒弃之列，家庭、姓名、文言文等等，甚至是汉字也应该拼音化，原因很简单，这些结构和物质都与传统价值观不可分离。吴稚晖说：“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它丢在毛厕里三十年。” 这种反思和做法，导致了社会心理层面的重大危机。中国传统文化在它的出生地丧失了尊严。 因此说，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的总根源就在于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不得不在文化的根基处即观念体系和制度体制方面进行西方化的改革。”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经济全球化趋势越强大，文化认同问题就越迫切。正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人正不由自主地向传统文化回归。它像一颗恒星，用强大的引力牵引着我们向他靠拢并围绕它旋转。究其原因，一是西方实证文化的缺憾需要纠正。早就有西方学者指出，二十世纪最大的迷信是对“科学”的迷信。“科学主义”把那些无法用实验方法验证的东西，（例如东方文化）判定为“非科学”、“伪科学”而加以否定，从而违背了科学的最高精神：怀疑。同时，近代工具理性导致的人类道德体系崩坏，环境和生存危机也反过来刺激了我们对东方文化的认同。二是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决定着我们的文化认同。文化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超稳定性，一个是非普世性。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世界观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与生俱来的，天然的烙印，能互补融汇，却不能改变性质，性质的改变就意味着这种文化的消失。东西文化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体系，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与科学的“普世性”相比，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充分地证明它的“普世性”。 说到这儿，我想说的是，我在国内外，见过许多成就颇高的华人文化艺术大师，这些人往往是一袭中式对襟衣裳，神情淡定，举止儒雅。他们常常使我心生感动，不是说衣服这样的文化符号多么神奇，而是那种华人特有的气质和风度，令人倾倒。我深信，文化就是一举手一投足中所流露出的秘密，这些生命与文化的密码，是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无法消弭的。 对于以拉近全球华人距离为目标的凤凰卫视来说，文化认同不仅是一种立场，更是一种策略和行动。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和全体华语媒体的努力，使中华文化面对西方压力时达到三种境界：一是从慌乱失措到从容淡定，二是从自我否定到正面认知，三是从互相排斥到互补交融。 我们的做法：一是重温，消除“陌生感”和“抗拒感”。凤凰成立十年来，一直在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扫盲”工作，改变文化失序的现状。中华文化曾长期处于被割裂、误读、曲解的状态，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易经、佛教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