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群体探索“中国梦”的逻辑进程及现实启示.docVIP

儒商群体探索“中国梦”的逻辑进程与现实启示 庞庆明 （兰州商学院 经济学院， 兰州 730020） [摘 要] 以中西文化冲突为背景，以欧美文明形态为参照系统，以具体历史阶段商业现代性悖论的特殊表现为划分标准，可以将儒商群体探索“中国梦”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对西方商业现代性的学习借鉴、批判反思与追赶超越。不论借鉴、反思还是超越，“中国梦”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需要该群体对商业现代性悖论的中国样态进行调适。 [关键词]儒商；“中国梦”；儒商群体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56(2013)0 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中国先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又相继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形态不断变换的背后自始至终隐含着中国对西方商业现代性的价值评判、文化论证以及取舍考量。西方商业现代性作为一种划时代的制度文明和生产方式，既有促进生产发展的“天使”向度，又有导致社会解体的“魔鬼”效应，因而被主导社会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中国统治者和一些进步社会群体时而拿来肯认时而抛弃隔离。西方商业现代性的内在悖论在中国不仅引发了现代商业的价值之争和存废之辩，而且在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习俗、政治制度、地理环境相互碰撞、冲突、衔接、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商业现代性悖论的中国特殊样态。面对这一特殊样态，儒商群体立意高远、通权达变，在救国为民和富国裕民的生命轨迹中进行自我调适；而调适过程中的起承转合的逻辑进路也代表了他们对“中国梦”探索的艰辛历程。 一、儒商群体探索“中国梦”的双重维度 儒商群体指的是将儒学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融入到日常经营管理和商业实践活动中，使之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伦理和商业准则并用来引导、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的工商业者群体。儒商群体人数并非多数，但由于他们占据了商业道德制高点，因而代表了中国商人的精神境界和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的儒商群体除了作为中国商人的代表和中国商业文化发展方向的代表，还是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仁人志士的代表。他们通过自身独特的经营观念和行为风范，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经营才能追求人生所期盼的理想和抱负，因而具有强烈而持久的报效家国、义利统一、通权达变、立己立人、自强不息的人格品性。包括工商业者、实业家和企业主在内的儒商群体以民族大义为重，忍辱负重、苦心经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孜孜以求、异曲同工，其共同致力于追求的实业救国理想和商业兴邦抱负构成了他们诠释“中国梦”的主旨和要义。 儒商群体对“中国梦”的探索具有双重维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儒商群体和其他进步社会群体一道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儒商的群体梦只有融入“中国梦”的历史大趋势才有意义，才有实现的可能，这是儒商群体探索“中国梦”的理想维度。中国自古就主张“家国一体”，国以民为本，民以国为归。家国一体的社会管理模式使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得以集中、统一使用，社会保持高度稳定。这也是为何近代中国越是面临社会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统一走向分裂，从集中走向分散的被动局面，而以儒商群体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进步力量对独立、统一、富强、幸福社会目标、政治理想和道德信念的追求就越是坚韧和执著。具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备受欺侮，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中国人民艰辛探索，以期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现代化目标，盼望过上一种幸福、美好、有尊严的生活。儒商群体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在对“中国梦”的探索中既有自上而下商业强国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商业救国的尝试；既有坚持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本土情怀，又有学习西方现代商业文明的国际视野；既有内忧外患夹缝生存的顽强生命力，又有不懈探索救国救民出路的历史使命感。不过，辛亥革命的失败却也表明，儒商群体不可能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理想愿望。最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他们走上了实现“中国梦”的人间正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凝聚起儒商群体复兴中华的整体力量，吸收儒商文化的时代精华并开创出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儒商群体根本利益的中国道路。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对“中国梦”探索的每一次飞跃又为儒商群体梦想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这是儒商群体探索“中国梦”的现实维度。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创造历史是受客观历史条件制约的。儒商群体探索“中国梦”也是在客观历史条件规定和允许的范围内展开的。鸦片战争以来的清政府统治时期，西方国家不希望中国发展壮大民族工商业，封建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不允许民族资本自由扩张。儒商群体要么有如民族实业家，其创办的民族产业在夹缝中生存，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竞争脆弱，时乖命蹇；要么有如洋务派和绅商阶层，其商业强国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整体利益，他们对“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