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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经昆明。汉朝与西南夷关系史上的大事。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随行，因重病留滞周南（河南洛阳），临终遗命。 这一遗言对司马迁此后一生的人生志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出任太史令。 李陵之祸 “祸莫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出任中书令。 太始四年（公元前93），《史记》基本完稿 二、伟大的史学家 《史记》久远生命力的奥蕴何在？ 1、鲜明的著述宗旨 “继《春秋》而作”, “述往事,思来者”, “成一家之言”。即著述有深远的用意，要提出自己的社会学说体系，并寄托于未来。 为何要“继《春秋》而作”？司马迁与孔子有何学术关联？ 当时文化思想的特点所使然。 《春秋》学与政治相结合，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 如公孙弘因通《春秋》而由布衣擢至丞相高位；董仲舒因宣扬《春秋》“大一统”等学说而成为一代儒宗；汉武帝亦尊崇《春秋》学，曾诏令太子研习《公羊传》。 “凡朝廷决大狱，人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唐晏《两汉三国学案》 武帝建元六年高帝陵和辽东高祖庙发生火灾。 《春秋》兼有最高精神指导和具体法律标准的作用。 时代风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司马迁对《春秋》之推崇。 司马迁、董仲舒二人对《春秋》理解和阐释之异同： 相同之处：均认为《春秋》体现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别嫌疑、定是非、章善殚恶，贯穿着严格的整治标准。 不同之处：董仲舒重在宣扬《春秋》大一统思想，鼓吹“君权神授”，拿《春秋》与“天意”相附会来神化皇权，大讲阴阳灾异之说，具有鲜明的神学色彩。 司马迁则主要从人事的角度推崇《春秋》，认为它体现了治理国家和伦理纲常的基本原则。“王道之大者”，“《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在他眼中，《春秋》不是陈篇旧账，而是具有活的生命、功垂后世的历史，故能对后代国家社会生活其指导作用。 所以他著《史记》，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效仿孔子著《春秋》之意，“述往事，思来者”，希望自己的著述能有用于后世。“成一家之言”，就是要借总结历史提出自己独立的学说体系，“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冀希后人能从其思想中获得启示。 司马迁本人十分推崇孔子，这也是他“继《春秋》为己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司马迁对孔子的态度直接渊源于孟子。 孟子视孔子修《春秋》是了不起的大事，其功可与“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相等列。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认为孔子修《春秋》，其目的在于以褒贬为手段，明是非、别善恶，使社会恢复至“天下有道”的局面，通过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具有及重大的政治意义。 司马迁尊重孔子，在《史记》的具体撰述中有集中表现。 他突破《史记》著述体例的限制，破格撰写了《孔子世家》，并撰有《仲尼弟子列传》、《孟荀列传》、《儒林列传》，这是对孔子及其所创立儒家学派的大力肯定，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儒学史。 “世家”，即指世禄之家，以称王侯，与记载帝王事迹的“本纪”、记在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列传”对言。 孔子乃一介布衣，司马迁破例将其列为“世家”之列，给以殊荣，反映出其对孔子学术文化宗师地位的集中肯定。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在确立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代表人物、古代社会的思想领袖的崇高历史地位上，司马迁居功至伟。 龚自珍称其为“汉大儒司马氏”，梁启超则曰：“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司马迁固汉代独一无二之大儒矣。” 2、开创纪传体史书编纂的新体例 突破编年体史籍依年叙事、记载简略的缺陷，“勒成一书，分为五体”，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首创以历史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十二本纪：全书的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系，以编年的形式排比一代大事。 三十世家：记在诸侯及有特殊功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