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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语言文字应用》2001年3期） 一本好而切题的《中国社会语言学》 ————读郭 熙著《中国社会语言学》 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1999年，欣喜地读到郭熙先生所著《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下称《中社》)。第一个感觉是“好”，第二个感觉是“需要，实在需要”。 先从“需要”说起。“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出现也就近二十年的事，它作为术语在国内似乎有严、宽两用。严格的用法，大体上指语言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关心的是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都感兴趣、都需要关心的一些课题。宽泛的用法就没个准儿。只要兴趣稍稍超出本体的语言研究，都有人打上社会语言学的标签，其范围远远超出语言学和社会学交叉科学。比如，思维问题，可归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但通常不会是社会学家研究的对象，但确有称为《社会语言学》的著作用大量篇幅谈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其他被纳入“社会语言学”名下的东西还有很多。这种宽泛用法也不无道理，因为语言总是在社会中存在、为社会所使用的。然而，这种“社会语言学”毕竟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缺少一整套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手段、没有作为学科支撑的理论核心，还谈不到一门成形的学科，更不要说是成熟的学科。而它所缺乏的这几项，在严格用法的“社会语言学”那儿已基本具备。实际上，社会语言学同本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一起已构成语言学科最核心的几大块，它们通常是国际上组建一个语言学系必备的几个方面。国内宽泛用法的“社会语言学”著作和论文大量出现，严格用法的“社会语言学”著作除了陈松岑先生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及个别译著外，反而稀见。这种情况不利于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中国的确立。在国内近年来的学科设置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已被正式列为与“汉语言文字学”等并列的学科，我们越来越需要较为规范的“社会语言学”著作来促进这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著《中社》让人觉得非常切合当前的需要。 《中社》切合需求处，第一就是切題。这是严格意义的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该关心的方面它都涉及了，重要的内容尤其着力。而不属于严格社会语言学的内容书中没有纳入。请看该书的部分章节，“社会变迁与汉语的发展”、“语言的社会变异”、“语码”（讨论社会中多重语码问题）、“语言规划和语文生活”等，这些都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在书中都有详尽深入的讨论。社会语言学总体上是一门着眼于语言使用群体的共时性理论学科。《中社》没有专论主要关乎个体的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之类问题，这应当归心理语言学等研究；《中社》致力于探讨语言和社会的共时相关性，而没有去详细讨论应有文化语言学之类关心的语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等；语言规划问题是社会语言生活的重要现象，属社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交叉的领域，《中社》关注语言规划的大计方针，没有陷入对语言规划具体操作问题的讨论，这属于应用语言学的任务。正因为作者没有像不少“社会语言学”论著一样越俎代庖，包打天下，所以反而能把社会语言学“自己的事儿”办得更好。《中社》之切题，还体现为这确实是一本上乘的“中国”社会语言学。规范的社会语言学在海外已初具规模，有关的译著可资借鉴。将社会语言学在内容上中国化，同时保持学科业已形成的科学规范和研究方法，再进而以中国丰富的社会语言现象去发展这门学科的内容、理论和方法，已成为当前之急需。换言之，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规范的社会语言学，尤其急需高质量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在这方面，《中社》更是成功的尝试。其理论框架是国际性的，其内容则大体上是中国化的，当然也不排除为了比较和阐述理论的需要适当引述海外研究材料。书里中国化的内容，有的来自对国内社会语言学研究大量成果的吸收提炼，如对国内双语多语（包括多方言）现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特殊群体的语言研究、秘密语等特殊语码的研究等。虽然是引用，但往往加入了《中社》作者从社会语言学理论角度的重新思考，因此时见点石成金之笔。更有不少内容直接得益于作者本人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耕耘的成果，如关于海峡两岸语言差异的研究、关于新闻语言的研究、关于江苏境内河南方言岛的研究等，这些内容写得尤其引人入胜。 《中社》特别切合学界需求的第二个方面是其很强的理论和方法意识。《中社》不仅不抢相邻学科的饭碗，而且从理论上对社会语言学性质范围做了较成功的界定。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社会语言学生来就存在与人类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划界的问题。到了中国，再加上界限模糊的“文化语言学”的一度繁荣、汉语方言学的根深叶茂、前苏联式的“民族语言学”观念的存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定义和划界问题显得尤为棘手。作者凭着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慎密的逻辑思考，在这团“乱麻”中理出了相当清晰的线索，既看到客观存在的交叉，同时又尽可能地为社会语言学和相关学科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例如，“民族语言学考虑的首先是族群(民族、(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