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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夫之义利思想在当今社会指导意义摘要：王夫之义利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儒家义利思想，并进行了大胆而深刻的改造，辩证地分析了义利的不同层次，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义利是完整的密不可分的整体，不论义在利先还是利在义先，最终要实现义利和合的理想状态。王夫之义利思想对我们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发展与思想道德水平提高之间的矛盾与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义利不离；义利和合；历史过程；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48-02 一、总论 自先秦以来，义利之辩就贯穿中国思想史的各个阶段，从诸子百家对义利概念的不同解释和观点的争鸣，到汉代经学开始的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义利观的传承与发展，兼有佛道两家义利思想的光辉闪烁其中，历代思想家都不曾停止对这一范畴的研究和完善，形成了逻辑严密、架构稳固清晰的系统理论。但大多都是将义和利对立起来，倡导和追求绝对的舍利而取义、重义而轻利。而处在时代和王朝大变革之中的王夫之，一方面在传统义利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和扬弃，思辨地传承了自秦以来所形成的重义轻利的伦理思想，另一方面由于他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影响，使得他对传统义利观进行了大胆而深刻的改造，将传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和他时代视野下的独特认识杂糅在一起，使他的义利观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在不同思想文明的激烈碰撞和历史变迁中，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儒家义利思想，形成自己具有强烈时代感的义利观，并以朴素辩证的历史观重新解释了义与利的关系。 二、“义”与“利” “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尚书引义禹贡》）王夫之义利思想对传统的突破和发展就体现在这里。利是维系人的生存和社会生活的基础条件，而义则是人以及人的群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二者都是人类群体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它们不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在义与利的范畴之中，义是人类道德追求的终极目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千年以来儒家思想中对“修身”的根本要求。但这不代表利的追求就是错误的，更不代表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正确。义利不是完全割裂的对立方面，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有着变化和重合。 首先，义利并非单独存在，义中有利，利中有义。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义不是凭空存在的，是在以物质基础为条件的人类社会中的价值尺度。那么人类的生存必须依赖物利实现，无数个体为了维持生存而获得和追求的物质利益，是义这个道德尺度存在的绝对基础。“出利入害，人用不生”义利相对而不绝对，追求极端的“舍利而取义”不一定就能顺应心意抵达道德的制高点，反而很有可能“入害”。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满足能够承载人类的生存，而人类以及人类社会才是道德标准的实施主体，保持人的生存，社会的存续和发展是公义，那么私利便融合于公义之中了，由此来看宋儒对利的完全否定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利欲本身与道德亦非相斥。“要而论之，义之与利，其涂相反，而推之于天理之公，则固合也。义者正以利所行者也。事得其宜，则推之天下而可行，何不利之有哉？”。（《四书训义》）义的本质就是对大众有利，即对生命的保障，对人类群体和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万事万物无不从中获益。人之生欲，必求私利，而这是一切道德伦理价值实现的载体，所以义利之间并无绝对界限。 其次，义利不离。道德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在利益基础上，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很多时候相互重合，利在义之中，义在利之上。道德以利益为表现形式。“先立其大者以尽人道，则如天之无不覆，地之无不载，近取借身，饮食居处，富贵贫贱，兼容并包而无疑也。非此而欲忘之，皇者不可期月守，高者且绝人理而自狗天下，愈下于僻炙。”（《船山思问录》）在利益追求的过程中如果始终以大义为根本目的，以道德规范过程，利的追求就能得到满足和长久的发展。而如果只是以单独的道德考量来评价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考虑道德实现的物质基础，那么义的追求就会沦为空洞的理想，甚至背反道德的终极目标。所以说只有利益被满足，才构成道德和大义的基础和条件。利益的追求不能无边际无限制，而是要以不违大义为前提，而合理的物质利益是道德实现的基础。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利益实现以道德规范为前提。 在论证了义利关系的基础上，王夫之对义在利先还是利在义先这一具体过程做了如下论述： 利在义先。在王夫之之前，宋儒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所以依照常理王夫之这位宋明理学的传承者不可能形成与儒家传统理念相悖的观念。利在义先的思想似乎是完全与儒家传统理念背道而驰的，但是我们了解王夫之所生活的年代，在一个朝代更替，战火纷飞的时代，人的基本生存都得不到保障，王夫之身边的亲属多死于颠沛流离的逃亡当中，他对人的生存欲望有着深刻的理解，而社会现实也说明在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