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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胀：理性还是适应性？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通货膨胀这一热点问题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理论推陈出新，使得学者对于通货膨胀的认识得到提高。但是也不乏分歧，其中对于中国通货膨胀是理性还是适应性的争议一直悬而未决。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议题，本文基于现代货币数量论，从一个新的视角――企业和消费者两方面来分析中国通货膨胀的特性。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与消费者既有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又有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强于向前看的理性预期，且适应性预期对消费者与企业货币需求的影响为理性预期的两倍。 　　【关键词】通货膨胀；固定投资；消费品零售；CPI 　　一、 理论背景 　　在15―16世纪，发现新大陆后，随着美洲大量的财富流入，欧洲的物价快速上升，J.博丹认为物价快速上升的原因是白银的大量流入，货币增加，而商品数目不变，导致货币贬值，商品价格上涨。随后，意大利经济学家B.da万萨蒂、G.蒙塔纳里、以及大经济学家D.李嘉图也对这一历史现象做了类似的分析。 　　直到近代，货币数量论，注重对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价格及货币价值关系的质的认定础上，进一步开始量的分析，并有美国的天文学家 纽科姆提出了初始的方程式： 　　其中R为货币流通量，V为通货总量的流通速度，K为通过货币交易的商品量与劳务量，P为物价水平。美国经济学家凯默勒认为上述公式存在一个缺陷，货币是特殊的商品，在流通速度，那么其他的商品也应该存在“周转速度”，1907年，凯默勒将公式演变为： 　　其中，M为商品数量，S为商品周折率。随后，费雪对上述方程做了进一步的改进，提出了著名的费雪方程： 　　其中，M为货币供应量，其值等于现金和活期存款，T为交易总量。在假定V和T在短期内不变的前提下，对上述等式两边取对数求导，就可以得到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供应增长率的结论。随后，马歇尔提出了剑桥方程，凯恩斯提出了“真实余额”数量方程。虽说上述方程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通胀行为，但是缺乏了人们行为和预期的因素。随着市场结构的完善，人们的行为和预期对经济的影响增大，上述方程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经济研究的需求。 　　在1952年，弗里得曼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方程： 　　其中，M表示货币持有者手中保存的货币量，d表示货币流动流动速度，P表示平均物价水平，y表示永久性收入；w表示非人力形式的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r表示一组预期收益率，例如股票债券预期收益率；1tEπ+表示预期通货膨胀变动率；u表示除收入以外的其他可能影响货币效用的因素，如个人偏好等。弗里德曼理论描述的是个人对货币的需求影响，除了考虑商品和服务之外，还纳入了能力和知识等无形的财富，具有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并且其认为将上述变量改为全国平均值，则能够反映全国人们对货币需求。基于此，将一国所有的居民的货币需求加总可以得到全国居民对货币的需求，将一国所有企业对货币的需求加总可以得到全国企业对货币的需求。 　　二、文献综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一个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反映了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度量了社会通货膨胀率。但是对中国通货膨胀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研究则较少。 　　Scheibe（2005）运用适应性和理性的菲律普斯曲线分别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性质，其研究表明较之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更加符合中国的通胀行为；Funke（2005）的研究则表明新凯恩斯混合菲律普斯曲线对于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很好的解释力，随后，王洪涛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虽说上述作者得出的结论相近。但是也不乏质疑之声，王少平（2001）的研究显示，适应性预期不符合中国的通胀行为；而王曦与陈淼（2013）则利用同业拆借数据分析了拆借市场通胀行为，其结果显示：该市场符合预期性假设，理性预期则未能通过模型检验（虽说这只是拆借市场的结论，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结论仍然值得重视）。 　　从同一个经济主体、数据采集、模型分析，不同的学者研究研究中国通胀行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在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后，笔者总结了3个原因：其一，从计量经济模型考虑，计量模型都是从假设的基础上建立的，模型越复杂，其假设也越多或者越严格；而假设则是从现实中精简提炼出来的，小部分主体并不符合该假设，其隐藏着不符合现实的一面，而这部分由假设与现实的差距而产生的误差算入模型中随机误差项是不合适的，因为模型设置中的随机误差项只是包含了除模型之外的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次要自变量。因此，越复杂的模型往往伴随由假设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误差也就越多，甚至这些误差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实际情况而相互叠加，脱离实际而形成理论空中楼阁，贾文（2003）的研究成果也涉及到此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