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日文学交流途径及影响.doc

明代中日文学交流途径及影响中日两国在文学上的联系十分密切，彼此都给予了对方很深的影响。我国文学史上的文风、思想体制、作品等都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日本最早的汉文诗集《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都深受中国六朝到唐初骈俪文体的影响。 明朝时期，日本大体经历了室町幕府（１３４４~１６０２）和江户幕府（１６０３~１８３７）两个时代。当时日本的情况在初期是皇权旁落、战争不断，传统的宫廷贵族在政治上失利的同时，文化上也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这客观上为明朝与日本的交往造成了障碍。 明朝与日本的交往开始时并不顺利，由于元代曾经派遣数万士兵攻打日本，所以当时日本对中国还怀有敌意。《明史“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事具前史。惟元世祖数遣使赵良弼招之不至，乃命忻都、范文虎等率舟师十万征之，至五龙山遭暴风，军尽没。后屡招不至，终元世，未相通也。”后来，由于倭患严重，明朝政府在多次派使臣与日本政府沟通后，日本同意和明朝交往，并愿意帮助缉拿海寇。这样，明朝和日本各方面的交流也逐渐频繁起来。 明代中日两国使团往来中的文学交流 明朝由于实行了海禁政策，所以当时与日本的联系主要还是通过官方渠道，主要是日本按照明朝政府的规定，定期派遣以朝贡使节名义押运的勘合贸易船队来到中国，与明王朝进行勘合贸易。贸易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１４０４年~１４１９年，日本共派出勘合船六次，明使到日本七次。后期从１４３２年~１５４７年，共１１５年，日本共派遣勘合贸易船十一次。① 但总体来说，日本的使节在明朝期间进行的文学交流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日本使团成员请明朝文人为他们的诗文集、语录等作序、跋，请他们撰写塔铭、碑文等。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远万里，拿自己或师友的作品，请中国文人落墨题字，并以此为荣。虽然这表现了当时中国文学水平高于日本，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之情；另一方面对于两国文学家相互学习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从而也对日本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二类是日本使团成员与明朝的文人、官吏相互之间的赠诗唱和。第三类是日本使团成员请求明朝赠送书籍，或者自己购买书籍，还有的接受他人赠送的书籍。当时他们主要是索要或购买宋元时期和明初的书籍。从内容上来看，主要是以诗文集为主，当然对于明代当时所产生的小说、诗文等也有所涉猎。 当时不仅日本使节到中国来进行交流，同时，中国文人、官员、僧人也多次被派往日本，他们对于明朝与日本文学的交流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１３７５年赴日的明朝使者仲猷祖阐和无逸克勤，在京都停留了两个月，曾和许多日本五山僧人交往。他们或应邀为日本文人题词、或撰写诗文的序文、或者帮助删改诗文等。② 中日两国僧侣间的文学交流 在明朝与日本的文学交流方面，除了使臣往来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两国僧侣之间的往来，这对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有许多日本僧人来到中国，日本入明的僧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明朝初年到１４０４年实行勘合贸易之前。这一阶段来中国的僧人主要是巡礼佛教胜迹，游览中国的山水名胜，他们一方面学习佛法，一方面通过体验中国的生活情趣提高他们的汉文学水平，他们往往在明朝期间较长，文学水平也较高。例如，日本僧人绝海中津自洪武元年入明起就在中国生活，学道于明高僧季潭宗泐，余暇则学诗。在宗泐的指导下绝海中律深得明诗奥意，所作诗歌清婉俏雅，不露日本痕迹，为当时的明人所称赞。他著有诗文集《蕉坚稿》，当时杭州中天竺的僧人如兰在《蕉坚稿》的跋文中称赞说：“虽我中州之士老于文学者不是过也，且无日东语言气习……诚为海东之魁，想无出其右也。”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吟诗唱和。他在英武楼晋见明太祖时，太祖问到日本的熊野徐福古祠时，他赋诗作答说：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当时在中国的日本僧人中有不少人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如日本著名诗僧雪村友梅游览骊山风光时所写的《九日游翠微》： 一径盘回上翠微，千林红叶正纷飞。 废宫秋草庭前菊，犹看寒花媚晚晖。 从诗的意境可以看出诗人对唐朝以后的兴衰所抱失望与希望的复杂感情。 另一类则是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实行勘合贸易制度以后，奉派作为遣明使团的日本僧人。由于日本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一日本，鉴于经济利益向中国明政府纳贡称臣后，明朝政府同意与日本进行勘合贸易，日本贸易船持明政府颁发的勘合符到指定地点与明朝进行通商贸易。据统计，从永乐二年至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中日进行勘合贸易期间，日本共向明朝派遣勘合船１７次。由于日本方面了解到中国也是一个崇佛的国家，且日本当时以五山为中心的禅僧们的中国诗文以及文化修养在日本各阶层中最高，对中国事务的了解也最多，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