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的认知动机相关理论.PPT

From Psychological Stress To The Emotions: A History of Changing Outlooks 報告者：陳怡潔 前言 從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至今，時代和研究者觀點的互相影響特別顯現在心理壓力和情緒的研究。 作者對情緒和壓力的議題特別有興趣，並試圖在本篇文章中揭示此類議題歷史更迭的重要時刻。 早期壓力的研究取徑 壓力一詞代表的是艱難和逆境，從14世紀起就可找到探討壓力的蹤跡(Lumsden 1981)。 「壓力」最初被視為具有完成物裡技術的重要性。 在17世紀，著名的物理生物學家－Robert Hooke關注人們如何建造建築物，例如在造橋時，必須設計成能負荷重物、抵擋風的侵襲和地震。 負荷(load)指的是所能承受的重量，壓力(stress)則是撞擊負荷的區域，而壓力狀態(strain)則是指負荷和壓力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構變形。 現在，壓力概念的主軸指的是存在於生理、社會及心理系統的內在負荷或需求。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學者對於個體與壓力搏鬥時所產生的情緒耗竭（emotional break-down）反應有濃厚的興趣(如Grinker Spiegel 1945)。 耗竭的心理動力重要性就如同戰鬥疲勞(battle fatigue)或戰爭恐懼症一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個觀點是神經學而非心理學。 「耗竭」當時指的是震嚇癡呆症(shell shock)，由槍彈的爆破聲響導致大腦損害所造成的功能失調，概念意涵是模糊且不正確的。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壓力在日常生活的許多狀況下顯而易見，例如婚姻、考試和生病等，都可造成相當於戰爭時的壓力效果。這導致了將壓力視為人們憂傷和功能失調的原因的研究興趣。 主要的研究模型類似於Hooke的分析，以輸入(系統的負荷或需求)和輸出(壓力狀態、變形和耗竭)為基本。 當時美國心理學學術的認識論是行為主義和實證論，強調以科學化和明確的模型展現，然而這樣的模型解釋力並不足夠。 Lazarus開始在這個場域研究時，壓力還是個難理解的議題，沒有過多的概念可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當時軍方希望能選擇出可以抵抗壓力的人，並訓練他們管理壓力的能力，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主要的研究問題是在於壓力的效應及如何解釋和預測，其以實驗法為研究方法。 在1950年代，研究發現在壓力的狀況下並沒有一致的效果。 對某些人而言，高壓的狀況可激發壓力，對其他人的效果則很小；隨著任務的不同，某些人會降低表現，某些人會提升表現，其他人甚至不具效果(Lazarus Eriksen 1952)。 要了解這樣的情形，必須考量個人在動機和認知變項上的差異。 這些變項可能是壓力源和反應的中介變項(Lazarus et al 1952)。 Brown Farber(1951)以新行為主義來分析挫折感，將情緒處理作為中介變項。 在早期認知革命階段，心理學幾乎不能由刺激－反應(S-R)模型到刺激－有機體－反應(S-O-R)的模型中跳脫，而調節變項則與現今壓力和情緒理論所建立的相同。 長久以來心理學對於個別差異的觀點是矛盾的，Hooke認為金屬彈性的個別差異是抵抗壓力狀態的一個因素，例如熟鐵的特性。這個物理現象可以作為個體抵抗心理壓力的隱喻。 這樣的類推可以在個人特質和適應過程的研究中看到，能夠幫助個體比其他人更能抵抗壓力。 與抵抗壓力的相關個人特質： 結構化思考(Epstein Meier,1989)、抗壓性(Maddi Kobasa,1984; Orr Westman,1990)、樂觀(Scheier Carver,1987)、自我效能感(Bandura,1982)。 壓力研究受到壓力歷程變項使用不一致所苦惱。 在醫學傳統中，壓力被視造成心理和生理反應有害的起因。 Selye將壓力源視為起因，壓力則為其反應 社會學家認為壓力是擾亂的起因(如社會失調；Smelser 1963)，壓力狀態為集體反應(如恐慌和暴動)。 不論形容壓力的字詞怎麼變化，都包涵了四種本質上的概念： 引發內外部壓力的起因 Hooke稱之為精神上的負擔(load)，其他研究者則稱之為壓力或壓力源， Lazarus則認為是人與環境的關係與該關係的意義。 藉由心理或生理系統的評估，可以從原先為好的事物，區辨出什麼是具有威脅性或有害的。 運用身心的適應歷程來處理緊張的需求。 複雜的身心影響模式常與壓力反應有關。 Lazarus的焦點是心理而非生理上的壓力，故應先釐清兩者之間有何不同。 早期，這兩種壓力在自我平衡(homeostatic)的概念下，被視為是相同的，且被認為是一種與活化(activation)相似的概念。這樣的原則一開始是由Claude Bernard提出的，其後由Walter Cannon修正。 Selye的一般適應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