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治古代文史的备入门书籍.PDF

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 ——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 在现代社会中，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需要具备某些必备的基础知识，不然你无法入门。 从事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研究，则首先需要对于古代文献具有相应的了解。道理很简单，历史 已经远去，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古代文献的记载，来尽可能地接近和认识当时的面貌。所谓古代 文史，包括历史、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但严格说来，都可以概括在泛义的历史学范畴之内， 因为文学史、哲学史像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一样，也都属于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史学家傅斯年是极力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 曾经讲过：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 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 个主义。 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 所以，所谓整理史料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 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 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 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 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 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 “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 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 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 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1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 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 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 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 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 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 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 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 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 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 书家》第4 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 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 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 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 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 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 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 50 年代相比， 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 《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 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清通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 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