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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辩诉交易 试论“辩诉交易因素”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存在理性及其司法运行问题研究 发布日期：2013-09-02 文章来源：互联网 【学科分类】刑法分则 【出处】《犯罪研究》2008年第1期 【关键词】辩诉交易；贪污贿赂；犯罪侦查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近几年来，我国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部门在反腐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批批贪官污吏受到了严厉的制裁，但仍有许许多多的腐败分子不断冒出头来，贪污贿赂之风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好转。究其根本原因，笔者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目前贪污贿赂犯罪成本仍然偏小，风险偏低，打击不够及时，许多犯罪分子在大肆贪污贿赂之后仍然逍遥于法律之外。正如伟大的刑事法学家、犯罪学家贝卡利亚所指出的那样，刑法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有效性的关键不在于刑法的严厉性，而在于刑法打击犯罪的及时性和必然性。[1]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我们显然十分有必要想方设法提高贪污贿赂分子被查处的机率，增加其犯罪风险，及时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惩治和预防贪污贿赂犯罪。鉴于此，笔者以为我们应合理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引入辩诉交易因素（以下直接简称为“辩诉交易”），[2]以有效改进反贪机制，提高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办案效率，加大反贪惩治力度，达到更好地遏制和预防腐败的目的。 一、“辩诉交易”与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概论 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亦称诉讼协商（Plea Negotiation）、诉讼协议（Plea Agreement）等。它始创于美国。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诉合众国”一案的判决中正式承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并且在后米的一系列判决中对辩诉交易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使辩诉交易在联邦宪法的框架内全面法制化。该制度后来被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或多或少地采用。“辩诉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判前，检察官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通过其律师或辩护人为代理人）在法庭外进行谈判和协商，达成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认犯罪事实以获取减少控诉罪行，减轻控诉罪名或刑事处罚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措施。“辩诉交易”的方式主要有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种。对检察官来说，选择“辩诉交易”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为了在对其他更严重罪犯的起诉中获得该交易对象的证言或其他合作：其二是为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避免无法在法律上证实和打击犯罪以及作法庭上败诉的风险。 在我国当前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取证难。由于现阶段的贪污贿赂犯罪越来越呈现出隐蔽化、高科技化的趋势，且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侦查人员获取犯罪证据困难重重。这使得侦查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英美法系一种很有实用价值的诉讼制度和措施：“辩诉交易”。但足，如果采用“拿来主义”，将闪现着功利主义色彩的“辩诉交易”照搬到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来，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导致移植失败。如何将“辩诉交易”本土化，削弱其负面影响，使之为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活动服务，就成了移植和应用的关键所在。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就侦查阶段引入“辩诉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及其在司法上运行问题略作考察和探讨，以期能够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 二、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引入“辩诉交易”之必要性分析包括实证研究和法理思辩 （一）实证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和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 众所周知，在美国，“辩诉交易”是在社会转型下的犯罪率升高、积案增多、司法资源短缺等情势下产生的，而目前在我国，整个社会和刑事司法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正面临着与美国当年一样的困境。可以这样说，我国日前正处于一个“社会和法治的双重转型期”。[3]而在上述种种压力下，国家的州法资源却远远无法满足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办案情势的需要，在许多犯罪分子大肆贪污贿赂之后仍然逍遥于法律之外的同时，案件大量积压，办案效率低下，成为困扰我国检察机关贪污贿赂犯罪侦查部门的重要问题。同时，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设置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使之司法资源的配置极不恰当。如何在国家所投入的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情况下，通过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功能，“辩诉交易”无疑给了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无论是我们曾经倡导并且内心默认着的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是我们一直在争论并在实践中人量不规则运用的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发现，这里面都无不晃动着“辩诉交易”的影子。可以说，“辩诉交易”的灵魂早已潜入到了中国检察机关以更好地打击犯罪、更大程度地实现公正和进一步提高效率为主题的各项司法改革举措之中。 与此同时，将“辩诉交易”引入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工作会起到极人的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