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进士的著述及其治学取向.docVIP

明代徽州进士的著述及其治学取向 宋长琨 引言 徽州以文化鼎盛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徽为朱子阕里，彬彬多文学之士。 “人文郁起,为海内望，郁郁乎盛矣。因之，徽州有“东南邹鲁徽州，在宋代是新安理学的发源地，在清代是徽州朴学的故乡，正是这两门学问，引导了宋、清两代的主流精神和社会意识，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演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社会思想文化的精英，进士群体是这两种思想潮流的领军人物。宋代新安理学的奠基者朱熹（绍兴十八年）、程大昌（绍兴二十一年）、王炎（乾道五年）等和清代徽州朴学的代表人戴震（乾隆四十年）、金榜（乾隆三十七年345种，1985卷。这个数字远非明代徽州进士著述的全部。出现误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周晓光先生所依据的主要是徽州府志的相关记载，这些文献显然不够全面，许多记述因此被遗漏了。其中比较明显的疏漏是，有些《四库全书总目》存目的书籍，竟然没有计入其中。如程敏政的著作，在《总目》中有的《宋纪受终考》三卷、《道一编》六卷、《唐氏三先生集》二十八卷及附录三卷、《咏史集解》七卷，就没有被周先生列入其中。记载明代徽州进士著述的文献多而繁杂，要统计徽州进士著述的可考数据，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系统的爬梳。二是有些寄籍外地的徽州进士，他们的著述被遗漏了。明代徽州进士，有大量寄籍外地的情况，这样的进士共有百余人，他们的著述往往被各种统计所忽略或遗漏。比如桐城进士方大镇、何如申、何如宠等，在徽州史志中，他们被视为寄籍外地的徽州进士，但相关徽州史志却没有他们著作的记载。如果把他们算作徽州人，那么他们的著作自然也应计入徽州进士著述中。基于以上原因，周先生所列的明代徽州进士著述，就大大地低于实际的数字。 为了获得相对准确的明代徽州进士著述的统计结果，笔者首先确立了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首先要确立哪些人是明代徽州进士。笔者依据各种历史文献，对徽州进士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得出明代徽州本籍和寄籍进士共454人，并将这454人的著述作为本文的统计范围。 第二，遍查各种文献，尽量全面统计。除了各朝各代的徽州府志及各县的县志及《四库全书总目》、《江南通志》、《安徽通志》、《新安名族志》等集中反映徽州进士著述的文献外，笔者还通过其它文献发现徽州进士著述的线索。比如方弘静的著作，在上述文献记载中，只有《千一录》、《素园存稿》、《千一疏经说》三种，而《神宗实录》的方弘静传中，则还有《四礼议》、《复古编》和《均输议》三种，这样，方弘静的著作就不只是三种，而是六种了。对于百余名寄籍外地进士的著述，笔者在查找徽州相关史志的同时，还查找了其寄籍地的相关史志。 第三，对重复的记载予以剔除。比如方扬的文集，在各种文献中名称各有不同，有《方初庵文集》、《初庵先生文集》、《方初庵集》等各种名目，其实为一种文献。类似的情况很多，凡能够确定为同一著作的，均按一种对待。 第四，徽州进士著述中，分成各种类型，有文集、专著，也有编纂、合作的情况，均一视同仁，按照本人著作来处理，对于整理他人著作或主持某项著述工程，也视为本人的著述。如：徽州进士范涞之兄范泓的《典籍遍览》入选了《四库全书》存目，该书的整理者是范涞，所以亦同时被视为范涞的著作；徽州进士张仕镐任广信知府时主持编纂的《嘉靖广信府志》、程嗣功任应天府尹时主持编纂的《万历应天府志》，虽《四库全书》存目中均未录他们的名姓，亦视为他们的著述。依次类推。 第五，厘定著作部数。《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中，经常有将一个作者的多部著作合而为一的情况，如：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方大镇的《荷新韵》二卷与《荷新义》八卷统称“《荷新义》八卷”，汪循的《仁峰文集》二十四卷和《仁峰外集》一卷统称“《仁峰文集》二十四卷外一卷”；当代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将吴士奇的《绿滋馆稿》九卷与《考信编》二卷和《征信编》五卷合为一种（其实《四库全书总目》中只有《绿滋馆稿》九卷，而无其它两部著作）。类似的情况，笔者均按照著作人编次的种类一一析分。 第六，准确厘定各著作的卷数。笔者在统计各著作的卷数时，在技术上作了以下处置： 1、凡不分著作卷数或卷数未详的，均以1卷计。如毕懋康的《军器图说》不分卷，则按1卷来算。 2、有的作品称若干篇或集，这种情况每篇（集）以1卷计。 3、有些著作在不同记载中，其卷数有所不同，以卷数多者计。比如许国的《许文穆公集》，徽州府志的记载为二十卷，而收录《四库禁毁丛刊》的是六卷，以20卷计。 4、对于各著作中，非作者本人所撰著的附录等内容，比如，程敏政的《唐氏三先生集》，共二十八卷，有附录三卷非敏政本人所著，统计时也计入其中，为31卷。 5、对于疏注或整理的著作，如果不明确卷数，按原著作的卷数进行统计。 笔者根据上述原则和技术，经考证、统计，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的著述见诸各种文献者，共有518种，2484卷，人均1.14部5.47卷。454名徽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