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大学》　.docVIP

王阳明对《大学》的阐释及其特色　 刘小东　　　　　　　　　。《大学问》是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王阳明56岁）王阳明面授钱德宏，钱德宏手录之文。总的来看，《大学古本原序》、《大学古本傍释》、《传习录·上》反映王阳明早期主诚意的思想；《大学问》反映王阳明晚期主致良知的思想。　　 　 与朱子相比，王阳明阐释《大学》最突出的特点是“悉以旧本为正”，不以为有错简，更不赞同补阙。但是，另一方面，王阳明又在很多方面受到朱子的影响，比如对《大学》文本和格物说的重视，解释方法上注重联系《中庸》与《孟子》，这些都没有跳出朱子的思考范围，这些都说明王阳明对朱子理论思考范式的继承。　 　 用《中庸》诠释《大学》　　　。　　 　 王阳明以《中庸》释《大学》的另一个概念是“诚”。“诚”也是《中庸》和《大学》共有的概念，但是“诚”在《中庸》里要更重要一些，作为核心范畴出现，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的根本，并且认为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竭尽人物之性，与天地并立。因此，“诚”的范畴集中体现了儒家讲求修身安民的价值取向。早在《大学古本原序》中王阳明就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此时，距龙场悟道已经有十二年，他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心学思想。通过对《中庸》“诚”强调，他就把“格物”工夫从外物转向了主体内心，“意诚而后心正”。所谓“正心”便是恢复其心体的本然之善。他更明确地说至善须在内心上求，“知至善，惟在吾心，则求之有定向”。与诚意相关的是“慎独”的工夫，《大学》与《中庸》里都有关于“慎独”的说法，如《大学》里讲，“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里讲，“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两者含义也很相近，意思都是说，内心有什么品性，都会自然地表现于外，因此，诚、善的品性有待于慎独的修养工夫。王阳明认为，《大学》里讲的慎独工夫便是《中庸》里讲的“戒慎”“恐惧”，《大学》里讲的“诚于中，形于外”便是《中庸》里讲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王阳明还以“慎独”为“格物”的具体功夫，他说，“诚意只是慎独工夫，在格物上用”。　　 　　　。但是，无论“诚意”还是“格物”，都是从心上说，所谓，“意者，其动也；物者，其事也”，“其”字其实是指心。其实，早在正德七年（1512年），王阳明便对心意知物做了心学诠释，他讲“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此即反映其学术宗旨的四句理。按这样的看法，无论格物，还是诚意，都是指对心的修养工夫。　　 　　　　　　。　　 　　 王阳明对大学三纲的诠释总体上也不异于朱子，如他也说，“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但是，对“亲”字和“至善”的阐释则与朱子完全不同。徐爱曾问及依从旧本作“在亲民”的依据，王阳明说，《大学》下文在治国平天下上并没有发明“新”字的意义，而对“亲”字则多有发明。“亲”字的含义便是“仁”，犹孟子“亲亲仁民”的意思。要做到“亲民”，一方面要对百姓 “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做好民之父母；另一方面要敬敷五教使百姓相亲，以至于平章协和，在此意义上，亲民兼有教养之意。王阳明认为，如果把“亲民”解释为“新民”则偏离了《大学》治国平天下的主旨。　　　；晚期则讲“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并把至善等同于良知。但是，无论前期还是后期，他都认为“至善”来自“天命之性”，并把对至善的解释的基点放在“心”上，所谓“至善，惟在吾心”。用现代的语言说，“至善”作为道德原则的基础在于人自身的本性之中，正如孔子所云，“道不远人”。这不同于西方把道德原则基础归结到纯粹理性或上帝之中的传统。王阳明与朱子对“至善”的解释有共同之处，即两人都把“明德”追溯到了天道流行的本原，并作为三纲领的核心；也都认为“明德”虽然源自“天命之性”，灵昭不昧，但由于人“动于欲”，“蔽于私”，“利害相功”，会有其分隔隘陋。王阳明因此认为人须明其“明德”，并认为能否“明明德”正是大人小人的分别所在。做到“明明德”，就会有万物一体之仁，“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这不是想象成为如此，而是“其心之仁本若是”。一体之仁的说法来自程颢，他曾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皆不属己”。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要求把他人以至于万物看作与自己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整体，达到对外界外物深邃的同情。“一体之仁”的思想体现了儒家心学一派的伦理追求，作为大人之学，也意味着只有以此原则治理天下，其统治才具有合法性和正义。　　 用“至善”统摄“明德”、“亲民”，“明德”、“亲民”又为体用本末关系。这一点，王阳明与朱子类似，他说，“始终之说，大略是矣”，“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但是，他同时强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