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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融资体系30年大变迁（上） 2011-1-6 　　30年改革开放，中国企业融资结构从单一的间接融资逐渐走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重，从单一的银行融资逐渐走向以银行融资、股权融资及债券融资相辅相承、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既是中国金融业进步与革新的标志，更是中国企业融资体系变迁的历史见证。中国企业融资体系30年大变迁，应该说，20年前中国股市的诞生及其催化剂作用是革命性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市场”，既无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更无金融市场。与此同时，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公有制企业，没有非公有制企业。那时，“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下称“人行”)是中国城镇惟一的金融机构，企业与个人的存取、借贷，就是人行的全部业务；而农村信用社则“变性”为人行的基层机构和延伸网点，它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取、借贷的惟一金融机构。事实上，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以计划为中心，物资随计划走，钱随物资流；人行只是被动的资金提供者或分配者，它不过是指令性计划或行政的附属产物。当时，人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存取、借贷业务，就是中国金融业的全部；公有制企业融资的惟一渠道，就是人行贷款，而且是按计划“分配”的。这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金融业状况。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市场观念与市场意识逐渐恢复，非公有经济开始起步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企业融资体系的重构、发展与变迁，始终是围绕四大国家银行变革这条主线展开的。 　　1979～1992：国家专业银行垄断国营企业贷款融资 　　在这一阶段，国民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犹如“雨后春笋”，但国营企业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国家银行，则优先并重点满足国营企业融资需要，数量庞大、势单力薄的城乡信用社及新兴股份制银行则拾遗补缺，重点服务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要。在这一阶段，企业债券与股票融资还只是“阳春白雪”，作用十分有限。 　　1979年2～8月间，中国先后恢复并重建了3家国家专业银行，即中国农业银行(农行)、中国银行(中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建行)，并规定这3家银行由人行代管。人行作为名义上的中央银行，兼营城市工商信贷。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人行将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进一步明确人行与专业银行在业务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接替中国人民银行的城市工商信贷业务，并同时界定它为国家主管城市金融的专业银行，属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至此，工农中建四大国家专业银行，垄断并割据中国银行业的格局基本形成：工行负责城市业务；农行负责农村业务(并代管农村信用社)；中行负责对外业务；建行负责基建投资业务。 　　20世纪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始终处在短缺经济的阴影笼罩之下。但在卖方市场的格局下，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有计划的产品供给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国营企业生产什么，消费者就消费什么，甚至还需要凭计划票证购买，消费没有选择的余地，生产也不需要太多的创新成本。再加上扩权让利与承包经营的激励机制作用，国营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与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在这一特殊经济背景下，国营企业是国家专业银行的惟一“优质客户”，四大国家专业银行与国营企业成为“好兄弟”、“有福同享”。 　　在指令性计划的保护下，银行超额利润的内在冲动导致四大国家专业银行急欲扩大地盘，力图抢占更多的优质客户，随着行政管制的逐渐放松，四大国家专业银行开始突破行政划定的专业界限，并冲出各自的业务地盘，“抢占山头”，如工行下乡、农行进城、中行兼做本外币、建行走向老百姓。至此，国家专业银行也就不再有地区分割和“专业”划分，不过，这反倒使它们更接近了“商业银行”的样子。 　　由于四大国家专业银行主要在城镇布点，无法满足农村商品经济及多种经营发展需要，为此，从1984年开始，农村信用社进入全面改革、快速发展阶段。一是恢复其群众性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二是淡化农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直接领导；三是普遍建立县联社，加强全县范围内的信用社资金余缺调剂；四是逐步完善信用社的经营责任制度。五是农村信用社在贷款上实行浮动利率；六是在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对象上，由过去支持集体单位为主转向支持家庭经济和乡镇企业为主。1986年底，乡镇企业贷款占农村信用社贷款总额将近一半。 　　针对国家专业银行网点的大势扩张，以及城镇非国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严重不足的矛盾现状，中国城市地区开始比照农村信用社，试办城市信用社。从1983年开始，郑州、沈阳、长春、武汉、邯郸等城市先后试办了中国第一批集体性质的城市信用合作组织。1984年以后，大中城市相继成立了各种城市信用合作组织。1986年7月， 中国人民银行发文将城市信用合作组织统一定名为城市信用合作社，属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合作金融组织，并且规定：它只能设立在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