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希罗多德上20031108.DOCVIP

被误读的希罗多德（上） 郭小凌 [西学研究] 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文字史料加以解读。由于解读对象和解读主体本身的种种局限（语境、文本质量、研究者的学养、道德、理念等），误读现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史学史上，长达近两千年之久的对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误读可以说是集体误读的典型案例，[1] 为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如何解读文本、尽量减少失误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样本，也对现今方兴未艾的史学批评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反面经验。 一 古代史家专注于记载和评说他们认为值得记忆的大事和人物，很少考虑史学本身的问题。虽然包括史家在内的古希腊罗马知识分子有时喜欢品评他人著作，但多属即兴发挥，往往在几句归优归劣的评价话语之后，便转移话题，缺少深入剖析和论证。但希罗多德的作品却在古典史学批评中是个例外。 多半因为《历史》是首部完整遗存下来的早期历史著作，辑录了许多已经失传的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收集了大量同代人的口头传说，而内容结构又失之松散，许多生动的故事缺乏有机联系，因而与后来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谨严风格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因此人们对它的关注明显多于其他著述，且否定评判要多于肯定意见。甚至还有人撰写了长篇书评，对《历史》及希罗多德本人大加讨伐，可谓西方史学评论中骂杀的典型，长期影响到欧洲学界对历史之父的基本评价，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 第一个批评希罗多德的人是较希罗多德晚后一点的史家修昔底德。他在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前言中至少有两处不指名地谈到希罗多德等散文记事家（logographers，罗埃伯古典丛书本译作“编年史家”）的缺陷。[2]在他看来，古希腊早期的舞文弄墨者，无论是诗人还是散文记事家，都没有把求真求实当作自己的追求。诗人为了修饰和夸大诗歌的主题，并不在乎事情本身是否真实。而散文记事家关心的则是如何取悦听众而非说明事实，他们笔下的故事因此根本经不起检验，其中大部分随着时间推移成了不足凭信的虚构。有鉴于此，修昔底德明确表示：他的著作要与诗人和记事家们的作品划清界限，虽然“我的叙述由于缺乏虚构很可能不会那么引人入胜，但是那些希望清晰地了解业已发生的事件以及希望知道将在某一天以同样或相似的方式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人，如果认为我的历史是有益的话，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的确，它不是一部为一时的听众所写的获奖作品，而是为了垂诸久远才编纂的。”[3] 修昔底德的批评体现了贯穿其全书的理性精神。这是史学思维已经比较成熟的史家对尚处于非常规性史学阶段的前辈史家的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以赫卡泰乌斯和希罗多德为代表的散文记事家虽然以散文记事形式和初步的史料批判方法开创了古典史学，奠定了整个西方史学最初的基础，但他们赖以成书的多数史料从后人眼里看却并不可靠，主要是史家个人走南闯北、实地收集的口头传说。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前5卷基本上是街头巷尾的传说汇编，辅之一些实地考察材料。后4卷内容虽部分出自希波战争当事人或目击者之口，具有一手史料性质，但占多数的还是经过反复转手的传闻，因此在具有高度史料批判精神的修昔底德眼里，书中的描述自然属于虚构之列了。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属于同代人记同代事，用作者的话说，“他是在战争刚刚爆发时开始写作的，因为他相信这场战争将是伟大的战争，比先前发生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值得撰述。”[4] 因此他的作品带有实录的意义，也就具有目击者和当事人的证词的意义。自修昔底德以后，我们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希腊史家还是罗马史家，像希罗多德那样写本族人和异族人古代史的并不多，古典史家的注意力多集中于现当代史，而且多是自己笔下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如色诺芬写《希腊史》、波里比乌斯写《通史》、剀撒写《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塔西陀写《历史》和《编年史》等等。在杰出的史家当中，只有李维是个例外。可能修昔底德对口碑史料的批评及其作品所具有的“眼见为实”的特点对古典史家的选题产生了影响。 不过，修昔底德对散文记事家的批评仅限于就事论事，说明他个人作品与诗歌及散文记事作品的区别为止，并没有进一步涉及散文记事家虚构故事的好坏善恶之类价值评判问题。换句话说，修昔底德至少容忍了散文记事家以取悦听众为目的的虚构，理由是他们的著作本来就不是为了说明事实。这种批评在笔者看来虽然也不尽准确，但比起后来的评论家却宽容多了，应属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 罗马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罗的批评就比修昔底德的严厉多了。在他的对话体著作《论法律》中，西塞罗和他的弟弟昆图斯谈到历史和诗歌之间的本质区别问题，昆图斯道：“那么，我亲爱的兄弟，依我的理解，你认为历史和诗歌应当遵循不同的原则了？” 西塞罗答曰：“没错儿，昆图斯。对于历史来说，判断一切的标准就是真实；而诗歌则通常以给人愉悦为准则。然而，人们在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