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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是为了解决结构性问题而制定的改革举措，2015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结构性改革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深化改革本身涉及很多领域，需要明确改革思路，对“先改什么、后改什么”做出结构性安排，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进。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又并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多个矛盾交织叠加形成的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结构性改革。众所周知，经济发展常常有周期性波动。过去多年来，中国主要依靠财税和货币政策的调整来拉动“三驾马车”，实现经济的稳增长。（如何理解三驾马车：从支出角度看，GDP是最终需求─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最生动形象的表述。以2007年为例：我国GDP为246619亿元，在“三驾马车”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正是指投资、消费和出口。1、内需是指内部需求，即就是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它是经济的主要动力；2、投资是指财政支出，即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财政预算包括发行国债，对教育，科技，国防，卫生等事业的支出，是辅助性的扩大内需；3、出口是指外部需求，即是通过本国企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扩大自己的产品销路。）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多的是多年累积下来的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类结构性问题，不能只按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政策来应对，而要对症下药，采取结构性改革对策。中国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去有针对性地解决。一是产业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为此，需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动力；需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行业等。二是区域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区域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权”政策，有些地方发展严重滞后。为此，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解决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使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三是要素投入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导致中低端产业偏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等问题。为此，必须要加快科技体制、教育人才体制等改革，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更多地实现创新驱动。四是排放结构问题。中国排放结构中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这种不合理的排放结构导致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比较大。为此，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特别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特别是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对应着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转型、创新，来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六是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居民贫富差距都比较大，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行业和少数人中。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财税制度改革等，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