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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清代前期中俄交往中的不对称性 　　摘 要：清朝与俄罗斯的早期交往，是伴随着俄国对东方的扩张和清朝与准噶尔势力的角逐开始的。中俄双方从最初的相互轻视，到军事对抗，到最终的建立外交，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虽然两国外交的常态化最终形成，但是在清代早期的中俄交往中，中俄双方在互相间的认识水平、对待外交的态度以及对于外交活动的出发点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称性，值得我们探讨。 　　1 在摩擦中曲折发展的中俄早期交往 　　十七世纪中叶，由于俄罗斯的不断东扩，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地处东西两方的大帝国，开始越来越近，最终成为邻国，中俄两国均表现出了了解对方的强烈愿望。对于长期作为远东文明核心地区的中国来说，对于当时西方通行的近代外交制度尚不熟悉；而俄罗斯虽然地跨亚欧两洲，但对于东方古老文明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两国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希望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天下一统。以上的种种状况，注定了中俄最初的交往是充满摩擦和曲折的。 　　双方最初的分歧出现在“礼制差异”的问题上。这在当时清朝发往俄罗斯的外交文书的名称上就得到了反映。当时的这些对俄外交文书与发往其他少数民族部落的文书一样，一律称为“敕书”，这表明，在清统治者眼中中俄的双边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君主与藩属和僚臣的关系。而反观俄罗斯，在递交给清朝皇帝的国书中，一律将清朝皇帝称为“殿下”，而不像一般称呼君主一样称呼“陛下”。 　　而在双方往来文书的行文措辞中，对于这种相互轻视的态度就表现的更明显了。顺治十二年（1656），清朝给沙皇俄国的敕书中这样写道：“大清国皇帝敕谕俄罗斯国察罕汗。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赉。”[1]除此之外，在这一时间段内的中俄双方外交中，还出现过因为俄罗斯所递交的国书不合清朝的礼制，而遭到清朝拒绝的外交事件。顺治“十三年，俄国察罕汗遣使入贡，以不谙朝仪，却其贡，遣之归。明年复表贡，途经三载，表文仍不合体制。”[2]俄罗斯所呈递的外交文书，因为没有表现出对于天朝大国应有的尊重而遭到清朝方面的拒绝。双方互相间的轻视加剧了双方的敌视态度，最终爆发了中俄间在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军事冲突。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较量，中俄双方都认识到不能在短期内征服对方，愿意回到谈判桌前，最终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了两国东段领土的争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到了康熙皇帝的晚年，地处西北的准噶尔势力逐渐成为了清朝统治的主要威胁，使得康熙皇帝开始着手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在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上有了很大的转变，通过协商，两国建立了双方内大臣间的书信往来机制。[3]这在两国关系史上是一次重大的飞跃。另外，中俄双方交往的领域已经从单纯的政治领域逐渐扩展到了商业领域。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俄罗斯使者使伊兹勃兰特访华，俄方这次来访与清政府就以后俄罗斯贸易商团来华的接待规格进行了商谈，清朝官员在回答俄罗斯使者提出的问题时答复俄方说，以后俄罗斯商团入华贸易“隔三年来京一次，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安置俄罗斯馆，不支廪给，限定八十日启程”[4]。这与之前清朝对待各朝贡国的贸易使团完全不同，清朝已经表明态度，不再负责为俄罗斯使团的来华买单。这表明清政府通过与俄罗斯的不断交往，已经渐渐的将俄罗斯与其他朝贡国区别对待了，以更加务实和平等的态度进行与俄罗斯的交往。 　　反观俄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华交往中也有了新的变化。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皇帝派出使团，安抚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由于此时的清朝与准噶尔部的关系日益紧张，以往与土尔扈特部往来的道路被准噶尔部所阻塞，因此使团只有假道俄罗斯境内，前往土尔扈特部。此次出使因为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俄罗斯境内，因此与其说是安抚土尔扈特，不如说是一次中国使团对俄罗斯的访问。在这次访问过程中，每当中国使团经过一个俄罗斯城市，俄罗斯方面都会以相应的外交礼节来接待中国使团。 　　随着中俄交往的日益加深，中国和俄罗斯之间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两个大国间纠纷的做法逐渐成为了两国间的共识。康熙年间中俄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解决了中俄间东段边界的纠纷，但是中段边界的纠纷却一直没有解决，成为了影响中俄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到了雍正五年（1727），中俄双方为了解决中俄之间遗留多年的中段边界问题，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过外交谈判，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翌年，即雍正六年（1728），中俄双方签订《恰克图条约》，该条约不仅完全包括了《布连斯奇条约》所涵盖内容，而且对《布连斯奇条约》中没有涉及到的方面进行了补充和说明。 　　《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是清前期中俄外交的重要成果，对于当时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条约中规定，俄国商队来华费用自理，必须走中国所规定的路线。此外，对中俄双方的外交沟通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