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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者《元史》研究所体现的史学思想
摘 要:不少学者在评论清代中叶的乾嘉学者时,总是认为他们长年埋首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脱离社会现实,使学术完全脱离于实际生活,这些说法近些年来已经慢慢改观。事实上,他们中间有一些学者并不甘心于故纸堆中,他们一方面致力于考据学,另一方面他们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对历史上与现实中种种历史现象给予了极大关注,和历史上很多史学家不同的是,乾嘉学者没有形成讨论历史现象、阐述历史发展的专门著述,他们是通过考证历史的形式评论历史,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乾嘉学者对社会、民生等思考都寓于对历史的考证之中,因而在其对历史的评论中蕴藏其史学思想。
关键词:赵翼;钱大昕;汪辉祖;《元史》研究;史学思想
钱大昕、赵翼、汪辉祖三位学者在对《元史》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历史考证学本身的限制,三位学者之史在其研究过程中对一些史学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尽管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思想,但是我们可以在其研究《元史》的学术著作中看到他们发出的评论,不难看出三位学者对一些历史的深刻认识,其中就有很多的史学思想值得我们注意。
1 忠贞节义思想
赵翼和钱大昕同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一样,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对《元史》的考证过程中自然流露出表彰忠贞贬斥失节的思想。例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元史补见夏金宋殉节诸臣》条中补载夏、金、宋被杀或者被捕不屈而死的忠臣义士:“夏、金、宋皆灭于蒙古。夏无史,金、宋二史皆有《忠义传》,载末造抗节死事之臣。然以《元史》核对,尚有未备者,今为摘出,观者可以览焉”。[1]宋、金二史缺漏之处应该不止殉节之臣,赵翼不考虑其他人特意挑出殉节诸臣予以记载,反映了赵翼选择札记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忠贞节义思想的影响。
钱大昕不赞成对历史人物施加褒贬,他认为对历史人物做出的善恶评判,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在字句上随意评论历史人物,必然会有所偏失,所以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也很少看到他对历史人物直接的施加褒贬的相关言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钱大昕在对《元史》辨讹纠谬过程中可以?l现他提倡忠义、贬斥奸佞的思想。例如他在考证洪福忠贞不屈的事迹时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贵莅杀其二子,次及福,福大骂,数贵不忠,请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国也。福之节义,皎皎如此。《元史》谓贵之城下而福降者,诬也”。[2]《元史》记载洪福背宋降元,但是事实却是洪福持节不降,被捕后请南向而死以明自己不背叛国家之志,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由于《元史》不实之记载,使之长期蒙受背叛国家之耻。钱大昕通过考证《宋史》,还历史本来之面目,表彰洪福忠贞不屈之精神,贬斥夏贵等人投降变节。
2 爱民思想
赵翼在其著作中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情民众的疾苦,因此对给人民和国家带来不利影响的弊政给予无情的批判,例如在《陔余丛考》卷十八《元时崇奉释教之滥》条,赵翼列举丰富的史料对元代全国上下由于崇奉佛教而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从而导致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务曲法以顺其意,延及数世,浸以成俗,而益至于积重而不可挽”。[3]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整个社会都迷信佛教从而造成土木之费、供养之费,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佛教所拥有的形成的尾大不掉之势已经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挠,所以赵翼在元代由于崇信佛教而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给予了极大的同情。
赵翼深切地同情民众的苦难,例如《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条赵翼通过元初由于战争已经造成人民流离失所,但是元初诸将由于蒙古贵族的风俗,在战争之余更是私掠人民为奴,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予以的同情“元初起兵朔漠,?Z以畜牧为业,故诸将多掠人户为奴……兵火之余,遍地涂炭,民之生于是时者,何以为生耶”。[4]
3 求真求实的治史原则
钱大昕、赵翼、汪辉祖他们在史学上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恪守直书精神,主张直书其事,即对历史讲求实事求是,不涉虚诞,反对书法褒贬,主张史家不虚美、不掩恶,对史事之美恶,不必横生意见,并以此作为评价的标准,并对《元史》的曲笔情况做了批评。
赵翼从求实的角度出发,批评明代官修《元史》时照录元代文人的家传、文集而不做考证,造成史书内容的不实:“《元史》亦多回护处,非明初修史诸人为之著其善而讳其恶也,盖元时所纂功臣等传本已如此,而修史者遂抄录成篇耳”。[5]赵翼认为宋濂、王?t等人在修《元史》时没有精心对史料进行剪裁,而是简单照抄前人史料而致误,还有就是对一些曲笔观点不加订正,完全沿袭而致误。在赵翼的心中要求客观的记载历史,做到不虚美,不掩恶,不存偏见才是史书编纂的最基本要求。
钱大昕对史家曲笔同样持批评的态度,钱大昕治学的中心思想就是“求真求实”,主张据实直书表达历史真相 “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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