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纂的若干考梁治平.PDF

民法典编纂的若干思考 梁治平 大家下午好！今天的题目是关于民法典的问题。民法典是1949 年以后中国 几代法律学者尤其是民法学者的一个梦想，也是中国法律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部分。尽管民法典的很多主要内容、篇章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已经陆陆续续地不断 成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法典，所以这一直是 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中国政法大学王涌教授来作报 告，王涌教授是民法出身，现在任职商法研究所，他对民法、商法都非常关切，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也是将来制订民法典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 我们非常高兴请他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演讲。另外，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中国政 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他也是我们洪范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创办人， 江老师也是民法出身。今天我们有好几代民法人，还有费老师等等，所以这样一 个场合是非常难得的。此外，我们还请到两位评议人：一位是现在清华大学任职 的高西庆教授；还有一位是北京大学的薛军教授。现在，我就把这个会场交给王 涌教授，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 王 涌： 非常感谢梁老师邀请我来作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发言！也非常感谢江老师、薛 军、高西庆老师！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已经明确地将民法典作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任务，可以预测这个法典在习近平任职期间肯定是要出台了，所以时间非常紧张。 法典的编纂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的几次编纂。清末虽然拿 出来了法典的草案，但是后来清朝灭亡了。民国时期的民法典编纂成功之后，国 民政府又失去了大陆的政权，到台湾去了。新中国民法典经历了解放初期以及 1 1962 年、1978 年、1998 年的4 次编纂，但是都失败了，所以这次是第5 次编纂。 我今天的发言是以我写的一篇文章—— 《民法典编纂的野心、雄心和平常心》为 基础来进行阐述的。另外，我所在的中国商法学会对民法典编纂的积极性和兴趣 也非常高，在某种程度上还高于民法学界，商法学会已经开了好几次会，一个最 大的探究就是：在民法典起草的过程中，商法的一些重要问题会不会被立法者所 忽视？所以，商法界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还准备拿出“如何在民法典 中处理商法中的一些特殊的法律问题”草案。此外，因为我在从事商法研究之前 也是从事民法研究，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从英美国家分析法学的方法论的角度介 入到民法的研究，所以写了一本《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 这个方法论其实跟民法典编纂也有密切的关联，特别是中国在编纂民法典的时候 涉及到不同的法律渊源、法律文献、法律资源，其中有最早接触的大陆法系，解 放之后所接触的苏联民法，还有英美国家的英美法系，这些不同的资源糅合在一 起对于我们编纂民法典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我更关注从分析法学的 角度对一些基本概念和逻辑体系进行研究。这就是我今天发言的一个大致背景， 下面我就来作一下阐述。 新中国上一次民法典编纂是在 1998 年，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读江老师的博 士，江老师以前是民法典编纂专家组组长，我印象非常清晰的是当时还在大兴的 黄亭镇开了一个会，那次编纂最后搁浅了。这次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又明确宣示 要把新民法典的编纂作为我们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需 要制订民法典？现在和1998 年编纂民法典时候的情况有什么变化呢？可以这样 说，中国现在虽然没有民法典，但是中国的民法体系已经基本成熟，因为我们已 经有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所以立法者如果把 这些单行法合并，然后装订在一起，称之为“民法典”也未尝不可。但是，中国 民法者、立法者肯定不愿意我们的民法编纂仅仅停留在这个步骤，应该有更大的 雄心。在民法学界关于民法典的编纂普遍的声音是：从清末到现在，中华民族有 一部民法典的梦想应该实现了，所以共识是：编纂民法典的条件已经成熟。当然， 也有不同的声音，我记得早在2004 年杨振山老师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对于中国 是否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构建自身内在的法律体系表示过怀疑，杨振山老师在 2 2004 年去世了，这篇文章应该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所以，我们应该 三思而后行，民法典制订的条件是否成熟？另外，最近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一位 叫刘颖的年轻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东方法学》上，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他认为中国民法存在着“层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