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文：鲁迅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docVIP

鲁迅论文：鲁迅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 摘要：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基本上只是个旁观者。“旁观者”的身份固然使鲁迅比身当其事者保持了更多的清醒与理智，但也容易让鲁迅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反思时少了一份“同情之了解”。鲁迅关于辛亥革命的诸多言论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对辛亥前后复杂的历史状况的深刻洞察与揭示，然这些言论却不可以拿过来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证据。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长期关注“人心”或者说“国民性”的问题，绝少从制度层面看待中国道路问题。这使得鲁迅对辛亥革命在制度上或者说程序上结束了皇权专制，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基础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鲁迅的很多小说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的意义上被理解和阐释着。其实，这样的理解和阐释既包含了对辛亥革命本身性质与任务的误解，也包含了对鲁迅此类小说本身的误解。 关键词：鲁迅；辛亥革命；评价；国民性；阿q式革命；两种革命；两种革命者 (一) 辛亥革命“不仅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由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性转变，更重要的是它在构筑现代政治实体中所展示的新的政治理念、新的制度精神和新的政治功能给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闸门”。辛亥革命以如此翻天覆地、惠泽久远的不世之功，为什么在后来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历史书写中竟长期遭受漠视、贬低乃至诋毁的不公对待?在笔者中学时代的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甚至是一个让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名词，因为它是“失败的”、“不彻底的”、“妥协的”、“脱离了工农群众的”、“被窃取了胜利果实的”；新时期以来，虽有少数学人凭借历史识见与历史良知欲给予辛亥革命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如金冲及先生在1981年就说，辛亥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可惜这些声音一度竟如空谷足音，只能在边缘处言说，无法影响主流社会的历史认知。如今若利用网络以“辛亥革命”为关键词搜之，“论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辛亥革命失败对……的影响”之类的标题依然触目可见，“辛亥革命是失败的”依然不是一个问题，而成为了一个预设的前提和定论。 我们发现，在主流意识形态构建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写的过程中，被作为权威思想援引最多的就是鲁迅的作品和言论。如今，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能否对辛亥革命做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攸关“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因此，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由于鲁迅先生的特殊身份，加之鲁迅在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认知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影响，重新梳理和认识鲁迅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从而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维持着对鲁迅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积极评价。说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没有问题。惟独说鲁迅是“革命家”，难免让人心启疑窦。思想固然常常成为革命的先导，但思想家与革命实践本身却往往容易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甚至是不适应的疏离状态。毛泽东当年批评知识分子是“多端寡要”、“多谋寡断”、“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就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而言，确是对知识分子非常清醒的认识。知识分子的长处是虑事深刻周详，考虑问题着眼长远，而这样的长处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恰恰容易表现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而革命需要的是斩钉截铁的行动，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暴力斗争，“容不得那么多的温良恭俭让”。思想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具思想意识“超前性”的人群，因此，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最起码可以部分地解释思想家与革命实践之间的疏离现象。 “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符号，已经不仅仅是指1911年10月发生在武昌的“辛亥首义”，而是被用来指称肇始于19世纪末、绵延至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李泽厚说，鲁迅“参加过辛亥革命”。这若不是笔误，李先生则“少察”焉。民元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大抵以海外为活动基地，最“如火如茶”的当为日本。鲁迅留日期间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多有往来是真的，且鲁迅素所尊敬的恩师章太炎和同乡陶成章就是光复会的领袖。但迄今并无资料证明鲁迅确曾正式加入任何一个革命组织。倒是鲁迅和光复会之间的一件旧事不免让我们后人思绪联翩。清朝末年，作为留日学生的鲁迅曾拒绝领受来自光复会的要他去刺杀某满清大员的命令，鲁迅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我要是被抓住，砍头了，剩下我的母亲，谁来负责赡养她呢”。这自然很令人扫兴，一个刺客自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像鲁迅那样似太缺乏英雄气概，然而这种选择的背景却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人心的深刻洞见。历史上“荆轲刺秦王”该算是最壮烈的暗杀行动了。然清人蔡元放就此批评道：“行刺一条却是最下之策。无论成与不成，都是有损无益。这行刺一着，是仇怨在一人，关系亦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