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docVIP

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那个时候，萧红身在日本，正试图用出走来逃离与萧军的情感困局，同时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狂风骤雨般的爱情和烽火漫天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怀想的轻雾，而漂泊了那么久，她奉为宗教的写作在导师鲁迅的提携下日益自由，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仅仅是在笼子里的平安，她也是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鲁迅逝世了，震惊和悲恸过后，萧红好像隐隐找到了一种悲痛化出来的力量，这是她微小的坚强。事实上，这平安确实是短暂的，不久后，萧红就不得不提前回国，踏上了更加颠沛流离的悲剧之路。如今去回望萧红对“黄金时代”的感叹，实在是饱含凄凉的。 萧红在本质上是个善于描写私人经验的自传体式作家，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这两重世界曾经合二为一，但最终渐行渐远、无法弥合：她在文学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终于“跌入奴隶的死所”。在她身后，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而被长期忽略的。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为人长久窥视。如香港作家卢玮銮(小思)所说：“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将近百年过后，萧红为什么这么红？除了她小说般爱情的戏剧性，还不可忽视她身处的大时代背景，曾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上的“黄金时代”，而萧红作为其中一个女性个体，置身其中不同寻常的道路选择又构成一重戏剧张力。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将萧红写作的时代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分析的英国18世纪之前相比较。“关于妇女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微。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她认为，“非凡的妇女之产生有赖于普通的妇女。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一般妇女的平均生活条件——她子女的数目、是否有自己的钱财、是否有自己的房间、是否帮助赡养家庭、是否雇用仆人、是否承担部分家务劳动——只有当我们能够估计普通妇女可能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经验时，我们才能说明，那非凡的妇女，以一位作家而论，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伍尔夫的推理是，只有在法律、风俗、习惯诸方面都发生无数变化的时代，才有妇女写的小说出现。“在15世纪，当一位妇女违抗父母之命，拒绝嫁给他们为她选定的配偶时，她很可能会挨打，并且在房间里被拖来拖去，那种精神上的气氛，是不利于艺术品的创作的。”以伍尔夫的分析来看萧红，她是一个创作的奇迹。在短短的30年间，萧红走过了英国妇女300年里的道路。 萧红的一生都在漂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如果从她1933年逃婚出走故乡呼兰算起，到她1942年客死香港为止，短短8年间，她的轨迹遍布各地：呼兰、哈尔滨、北平、哈尔滨、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而且，几乎每一个地方，她都经历了多次搬家。我们试图沿着这条轨迹，身临其境去重现萧红的人生，去体察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的情感和命运。当然，这条路线不可能在短短两周内走完，我们只能选取其中几个关键节点，从北向南，从呼兰，到哈尔滨，再赴上海，最后去香港。寻访发现，将近一个世纪过去，和萧红有过交集甚至同时代的人都很难找到了，大部分地理遗迹也都面目全非了。纵然如此，我们辗转走访下来，不禁感佩萧红在短短8年的颠沛流离中的高产，她留下1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这在和平年代尚且不易，何况是战乱年代了。 　　萧红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死于抗战烽火中的1942年，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放在大时代背景下去观察萧红，她在当时的女性群体，甚至是女作家群体中也是触目的。在“五四”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也因此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自由风格。如果说一开始的娜拉式的逃婚离家还是被动的，后来离开萧军、选择端木并与之南下香港，更是在爱情和民族双重危机下的主动选择。在当时主流文化阵营纷纷奔赴延安的时代洪流中，萧红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她选择了自由写作，家国想象中的“左翼女作家”标签因此对她并不适宜。萧红研究开创者、汉学家葛浩文评价：“萧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浪漫的战争图景，而是它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人们身上产生的孤独的、极端的个人化的影响。” 　　萧红曾对好友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