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doc

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 ［摘要］国古代诗学在其结构形态、批评对象、诗学理念及审美追求等诸多方面，与中国古代诗学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纽结，因此整个韩国古代诗学中流溢着无法抹却的中国情结。虽然二者存在着众多相似、相类之处，但韩国古代诗学绝非中国古代诗学的简单移植与翻版。韩国古代诗学接受中国古代诗学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进行“主体间性”批评的过程。二者之间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有、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的关系。 ［关键词］韩国古代诗学；中国古代诗学；中国情结；主体间性 朝鲜朝中期的诗学家洪万宗在其《旬五志》中，概观韩国古代文学的文脉历程时曾经说到： 我国自殷太师歌《麦秀》以来，世幕华风。文学之士前后相望······北学中原，得师友渊源之学；既东还，延引诸生，奖论成就······至我朝，文章日振，比肩接武，视罗、丽而尤盛，亦不可一、二计也······近世东溟郑公立帜词擅，振耀一代，西汉之文，盛唐之诗，于斯复见。〔１〕 《麦秀》是韩国古代最早发生的文学文本之一，从那时起，韩国古代诗人就“世慕华风”。自高句丽、新罗至高丽的数百年间，“文学之士前后相望”，皆“北学中原，得师友渊源之学”，并传之于后辈。到了朝鲜朝时期，文学之士更是“比肩接武”，与中国文学的互动，尤胜前朝。即便是在其“近世”的诗歌创作中，仍可欣赏到“西汉之文”与“盛唐之诗”的风采神韵。这足以说明韩国古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亲缘关系。 韩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在创作上的“形似”，其根源在于二者深层的文学理念上的“神似”。换言之，韩国古代文学之所以“形似”于中国古代文学，是由于韩国古代诗学“神似”于中国古代诗学。因此，我们可以说韩国古代诗学有着浓浓的中国情结。 一、结构形态的中国化 韩国古代诗学的形式与体制深受中国传统诗学的“召唤”，同时这种“召唤”也深深地契合了韩国古代诗学的审美“期待视野”，进而造成韩国古代诗学在感性直观上始终彰显出一抹靓丽的中国色彩。 其一，诗学话语。韩国古代诗学自其发生之日起，阐释与倡扬其诗学思想的话语就一直使用汉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叶韩国本民族语言文字创生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汉语言文字始终是韩国古代社会共同的书面语，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韩国古代诗学主导的话语形式。因此，韩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李炳汉曾言：“从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使用汉语言文字来写文章和作诗，并且欣赏和评论用汉字创作的诗文，建立了真正的韩国汉文学史的传统。”〔２〕 其二，诗学体制。韩国当代著名诗学家赵钟业曾言：“韩国之诗话起于高丽中叶，实蒙宋诗话之影响者也。”〔３〕纵观整个韩国古代诗学的演进历程，韩国古代诗论的结构形态深受宋代诗话的启蒙，特别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六一诗话》的体制结构是语录体式的，即由一条条在内容上互不相涉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每一则论诗条目，往往只论一人一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短随宜，应变而制，富有弹性，优游自在。如其第10则云： 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４〕 韩国古代诗家对这种论诗体制颇为青睐，从高丽时期李仁老《破闲集》、崔滋《补闲集》、李奎报《白云小说》与李齐贤《栎翁稗说》，到朝鲜朝时期徐居正《东人诗话》、成伣《慵斋诗话》、李济臣《清江诗话》、梁庆遇《霁湖诗话》、洪万宗《小华诗评》、南龙翼《壶谷诗话》、洪重寅《东国诗话汇成》、金昌协《农岩杂识》等等，都沿袭了中国古代诗话（特别是《六一诗话》）的论诗体制与方法，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与发展。如李仁老《破闲集》中有一则曰： 还康先生日用欲赋鷺鷥，每冒雨至天寿寺南溪上观之，忽得一句云：“飞割碧山腰。”乃谓人曰：“今日始得古人所不到处，后当有奇才能续之。”仆以为此句诚未能卓越前辈而云尔者，盖由苦吟得就耳。仆为之补云：“占巢乔木顶，飞割碧山腰。”夫如是一句置全篇中，其余粗备可也。正如珠草不枯，玉川自美。〔５〕 高丽诗家对欧阳修论诗体制的仿效，即便到了朝鲜李朝时期也没有多大的改观，徐居正《东人诗话》言： 文章所尚随时不同。古今诗人推李、杜为首，然宋初杨大年以杜为“村夫子”，酷爱李长吉诗，时人效之。自欧、苏、梅、黄一出，尽变其体。然学黄者尤多，江西宗派是已。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６〕 中国学者蔡镇楚先生在论及中韩诗话的关联时指出：“中国诗话论诗条目的组合方式，大致有并列式、承返式、复合交叉式、总分式等四种类型，而朝鲜诗话论诗条目的组合方式，则比较趋于单一化，大致采用并列式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