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docVIP

中国家庭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社会史学的蓬勃发展，历史学者对中国家庭的历史产生了日益浓厚的研究兴趣，并逐渐取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成为家庭史研究的主要力量。然而，中国家庭的历史内容异常丰富，与其它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此前分散、个别和局部性的探索，难以真正把握中国家庭的历史。如何吸收、整合已有的成果，开拓历史学的家庭史研究思路和视野，加强同行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这一学术领域的深入发展，已成为一个急需讨论的重要问题。有鉴于此，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联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和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等单位，于2002年8月10日至12日在天津共同举办了“中国家庭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倡导整体、综合、动态、多学科合作和跨文化比较的中国家庭史研究。来自美、日、英、德、澳、印等国和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40余所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人口学专家70余人应邀出席，提交论文50多篇。与会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视角出发，就中国家庭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发表了学术观点，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取得了十分可喜的进展，圆满地实现了会议的预期目标。 现将会议的主要学术成果简要述评如下。 关于开展家庭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理论方法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主要依托。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中国家庭史研究，既具有重要的历史学科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意义。就前者来说，由特殊群体向普通民众、由表型结构向运行情态、由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不断推进，是当前社会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家庭史研究的兴起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无论是研究公共社会的历史，还是研究私人生活的历史，都不能忽视历史上的家庭。与会学者指出：过去在家庭史研究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大多是出自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之手，历史学者对这一领域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少数涉足这一领域的历史学者，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在研究思路上，都未能完全摆脱上述几方面学者套用理论模式、偏重形态结构的窠臼，未能显示出历史学者的独立学术个性，家庭史研究仍存在着许多空白，有许多基本问题还没有弄清，亟待加强。一些学者指出：史学工作者早已感到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家长制”、社会关系“泛家庭化”、社会经济以家庭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等等重要历史特征，传统家庭的某些方面（例如诸子均分的家产继承制）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但由于缺乏从家庭史角度进行的深入具体论证，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一直是相当模糊的，这在很大制度上制约了对中国社会历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加强家庭史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特性和发展进程，是非常重要的。从现实意义来说，当今的世界，由于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人类家庭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家庭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少新的现象，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导致了众多新的家庭矛盾和生活困难，既影响了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严重关切。学者们认为：要想有效地解决这些现实的难题，就必须认真考察家庭的历史，充分了解它的文化传统和变迁过程。对此，历史学者责无旁贷。 会议期间，邢铁、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和小林义广分别对中国、欧美和日本的家庭史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李中清介绍说，家庭史研究在国际上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和一个相当活跃的学术领域，有众多的研究者，每年都有大量的相关论著出版，最近几十年来，几次大的历史辩论都与家庭史有关。比如在有关近代工业化问题的讨论中，家庭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后现代文化学派关于文化的讨论也多与家庭史有关。李伯重等指出：由于家庭历史内容的极其丰富性，及其与社会大历史之间的广泛渗透性和相互关联性，这一研究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本次会议也将成为中国家庭史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新起点。 会议期间，学者们就家庭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展开了相当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新见解。 在讨论过程中，很多学者强调：中国家庭史研究，必须特别注重理论的建构和方法的创新。一些学者主张应努力采用有别于一般史学方法的新方法来研究家庭史，例如李中清提倡“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即用历史的材料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探讨一些社会历史的问题。更多学者则对家庭史研究在理论方法上所存在的偏差进行了反思。王和、王玉波等指出：以往的中国家庭史研究，曾长期简单地套用某些先验的理论模式（如摩尔根的家庭理论），受到其预先设定的框架的严重束缚，过分偏重对家庭形态与结构的研究，而忽视对家庭实际运行状态的探讨，导致对中国家庭历史认识的简单化、概念化，无法揭示中国家庭历史的复杂情形。新的家庭史研究必须突破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