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寿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同意主义“法条提醒义务”及信赖利益赔偿.docVIP

论人寿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同意主义、“法条提醒义务”及信赖利益赔偿 季秀平 淮阴师范学院社科部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2000年5月31日，原告刘某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某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中国人寿吉祥卡(以下简称“保险合同”)。保险种类为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该合同规定：投保人为刘某，被保险人为郑某(郑某为刘某雇佣之司机)，受益人为刘某和郑某之妻李某，刘、郑的收益份额为各占50%;保险期限为一年，自2000年5月31日至2001年5月31日;保险金额为人身意外伤害死亡赔付金50000元，意外伤害医疗费2000元;保险费为100元。原告刘某在保险单的投保人栏中签了名，并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员金某在场的情况下，在被保险人栏中签上了郑某的名字。2000年11月25日，郑某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2001年3月，刘某和李某达成协议，对保险赔偿金50000元重新进行分配，李某得28000元，刘某得22000元。嗣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向李某支付了20000元，而对原告刘某的请求予以拒绝，其理由是：(1)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栏中的签名并非郑某本人所为，而系原告刘某代签，因而，保险合同是无效的;(2)支付给李某的20000元是对李某的救济，而不是保险赔付款。原告刘某提出，保险前曾将保险之事告知了郑某，郑某是同意的。但是，刘某未能提供任何郑某同意的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的50000元保险金额是以被保险人郑某的死亡为给付条件的，所以原、被告所签订的保险合同属于保险法中规定的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合同。该合同只有在郑某同意的条件下才能生效。由于本案中的原告刘某未能提供郑某同意以自己作为被保险人的证据，因而，该保险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同时，法院也认为，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未尽提醒义务，致使保险合同无效。被告违反了先合同义务，损害了原告刘某的信赖利益。被告对合同无效应负主要责任。原告刘某未能提供郑某同意的证据而代郑某签名，对合同无效也有一定的责任。鉴于原、被告双方的缔约过错，被告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其损失不仅包括100元保险费，还包括原告刘某信赖合同有效成立的信赖利益50000元。故，法院按照《保险法》第56条，《合同法》第6、42、58、60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20080元，并承担本案大部分诉讼费。判决之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二、人寿保险中的三种立法主义及其评价 　　对于一个人能否以他人的生命或身体投保人寿险，世界各国有三种不同的立法例：第一种，保险利益主义，以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属于大陆法系的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国亦采之。这种立法例要求，只有对他人的人身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才可以该他人为被保险人投保人寿险;对他人的人身不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则不能以该他人为被保险人投保人寿险;第二种，同意主义，以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法国为代表，日本、意大利、瑞士等国以及美国弗吉尼亚州亦采之。这种立法例不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人身具有保险利益，而仅要求投保人的投保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即可;第三种，兼顾主义，即兼顾保险利益主义和同意主义的立法例，以美国部分州的法院以及立法 [1]和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为代表。这种立法例不仅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人身具有保险利益，而且要求征得被保险人同意。 　　在上述三种立法例中，保险利益主义立法例的优点是能够较好地防止赌博危险和道德危险，其局限性表现为不利于人寿保险业务的拓展;同意主义立法例的优点是有利于人寿保险业务的拓展，其弊端在于：在重金诱惑下，被保险人——特别是投保人对其不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会自甘冒险，从而诱发更多的赌博危险和道德危险;兼顾主义立法例较好的兼顾了赌博危险和道德危险的防范与人寿保险业务拓展之间的关系，但也有学者认为该种立法例实际上保留了保险利益主义立法例的弊端，并非是一种好的选择。 　　笔者认为，在没有赌博风险和道德风险的人身保险中，放任主义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所谓放任主义，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以他人的人身投保。这种保险是存在的，生存险就是其一。但是，在实际中，极少有人会愿意为与自己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人去投保生存险。正因为放任主义没有实际意义，因此， 各国立法才不对其做出规定。各国立法之所以要采取保险利益主义、同意主义以及兼顾主义，实际上都是考虑了人身保险中的赌博风险和道德风险，而同意主义与兼顾主义还致力于谋求赌博风险和道德风险的防范与保险业发展之间的协调。就中国而言，笔者认为，如果不是从纯粹的理论完满性出发，而是从我国现实的法律文化环境和保险业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从保险业中的诚信缺失的实际出发，在一定的条件下，兼顾主义仍不失为是一种最佳选择。此所谓“一定的条件” 就是指以被保险人的疾病、伤害、死亡等为给付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