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内格里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docVIP

安东尼奥·内格里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 安东尼奥·内格里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 Rene Descartes 马提奥·曼达里尼 阿尔贝托·托斯卡诺 著 王立秋 试译 原版1970年以意大利语出版，直到现在才被译为英文的《政治笛卡尔》将给读者介绍意大利格外丰富的史学和观念史传统，并为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提供一种全新的，切入笛卡尔哲学的洞见。读者可能会为发现“现代哲学之父”竟是一名负责的政治思想家而感到惊奇，而这位思想家的形而上学的思考，与以宗教和政治暴力之螺旋席卷十七世纪欧洲——就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遭受深刻经济危机的时候——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是密不可分的。 笛卡尔的哲学太过经常地在刻板而有限的学科边界——而这正是笛卡尔时代几世纪后形成的学术区室化(compartmentalization)的特征——内被讲授。典型地，“现代哲学史”与“政治哲学史”的离异被用来界定现代哲学家的思想并通过制度的认可导致了政治与形而上学的分离。安东尼奥·内格里对笛卡尔的阅读拒绝任何如此的限定，同样，在十年后他在《野性的异常》(The Savage Anomaly)中对斯宾诺莎的阅读也如此。再后来的著作中，内格里带着同样反-决定论的，“传记的”和论战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来工作，并在他的形而上学中继续悉心寻找斯宾诺莎的政治学。因为，正如他在同样也适用于笛卡尔的一个陈述写到的那样：“我们怎么可能看不到这里，在这个世纪，在这个国家，形而上学是政治唯一的实践形式呢？”[1]这个洞见处在内格里在他关于十七世纪的作品中试图去做的事情的核心，对这些作品的写作持续了十五年或更多。特别是在《政治笛卡尔》，我们发现了内格里对一种特定的创新的和有先见之明的意识形态的追踪，这种意识形态为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在面对上升的绝对主义君王和逐步陷入资本主义进步动力之危机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政治计划正处于退缩状态——中促进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更为切近地思虑笛卡尔的思想以及与之联系如此紧密的时代——正如内格里展示的那样——之间的关联之前；应该承认，许多笛卡尔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可能，首先，就认为这种深入“现代哲学奠基者”的进路既令人惊奇又受到了错误的判断。毕竟，提出身心二元论和本体论依据，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思想家笛卡尔，难道不是现代思想的奠基时刻？这与资本主义的进步动力有何干系？这与阶级或政治又何干？[2]确实，许多笛卡尔的读者对此完全没有意识：他不但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写作了许多他最重要的作品，还在这段时期在欧洲领土上留下疤痕的许多血战中浴血奋战。正是在这里，我们指出了内格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采纳（同时对其严格的学科界限，及其被思虑为哲学的——在笛卡尔那里常常被思虑为纯粹认识论的——问题和政治与社会斗争之间的简单分离的拒斥）的突出的可塑性。因此，内格里也就把笛卡尔思想的发展与历史、社会和政治的语境联接起来。但这里最迷人的，还是那种联接的方式：形而上学问题被显示为直接的政治问题，以及政治的任务通过某种形而上学的发展来维持的方式。我们找到的，除了对一位人们可能会认为对我们来说有些新颖的哲学家的刺激性的思考之外，是（对）意识形态之概念的创新性的使用，这种意识形态概念拒绝更为图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第二性和依赖性的意识形态之概念——它到再生产领域的放逐(delegation)：再生产不能被设想为源于某种原始生产的东西，上层结构也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某种对基础的“反映”。在说到法国思想一个更为晚近的时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再生产”的主题成为（思想的）核心的时候，内格里说，在这个时候，焦点在于“这样的方式，根据它们，在经历知识的意识形态连贯性的时候，社会行动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存在能够被铭记或修正，或者——相反——被中断，打破或颠覆”。[3] 有趣的是，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得到重新评价——以马里奥·托伦蒂(Mario Tronti)和伦涅罗·潘泽瑞(Raniero Panzieri)对《资本论：资本流通的过程》(Capital: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of Capital)第二卷的研究为例[4]——的“工人主义(workerist, 强调工人利益的社会观)”的核心。在已经开始写作《政治笛卡尔》的时候，内格里写了他的《马克思论循环与危机》(“Marx sul ciclo e la crisi”)，在这篇文章中，流通，或——更宽泛地说——再生产是研究的核心[5]，这并不是偶然。因此，内格里在二十世纪六十晚期就深刻地涉入了再生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这部关于笛卡尔的著作的主题基础。 这篇简短的导论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将试图把这本书放到内格里其他关于现代国家-形式之兴起的，先于《野性的异常》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