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信视角下刑事裁判文书的深层表达.PDF

法治研究 2016年第2期 司法公信视角下刑事裁判文书的深层表达 ——以刑事审判中强化量刑说理为切入 蔡日升* “理由是裁判的灵魂”。司法实践中，不少刑事判决往往是语焉不详，浅尝辄止，办案法官 【摘　要】 套用着固定的公文格式：如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不经推理就断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被告 人及其辩护人的量刑辩护，直接地以“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打发了事；对被害人的量刑意见，则基 本没有涉及。有的刑事裁判文书仅仅一句“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表面看似颇有针对性，实则无的放矢。 有关部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和“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相继 发布。然而现实效果并不如预期。实际上，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量刑不只是“说理”这么简单，还包括逻辑、 修辞等方方面面，可谓是一门司法艺术。 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司法公信 【关键词】 引　言 [1] 关于量刑说理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没有统一的说法，大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结合国情， 笔者将理想状态下的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定义为：人民法院（具体到个案中，实际上就是指办案法官） 为证明其所做出的量刑结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结合控辩害等各方的 量刑观点，参考法理、情理、事理等因素，运用掌握的相关知识与经验，遵循恰当的原则与方法在刑事 裁判文书中针对量刑所做出的发现、分析、理解和说明的一种完备化、专门化的深层表达。应当看到， 我国的刑事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经历了一个从“完全不说理”过渡到“不完全说理”的过程。事实证明， 构建刑事判决的对话与回应，实现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的深层表达，使其不停留于粗糙和简单化，达致 “完全说理”的优化阶段，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公信，在司法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发挥空间，是为本文 的写作目的。 一、样本考察：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失范之检视 一份好的刑事判决书，能体现法律和社会、法官和各方的沟通与交流、对话与回应。反之，则会造 成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失范，进而有损司法公信。 *　 漳州龙海市人民法院审判员。 [1]　广义上讲，一切围绕对量刑结论提供正当性说明的诉讼活动都是量刑说理；狭义上讲，量刑说理仅指法官在刑事 审判（通过庭审活动、制作裁判文书）中所进行的量刑说理行为。 · 140 · 参与保加利亚投资程序 法律实务园地 案例一：辽宁刘涌案。一审判处其死刑并立即执行，而辽宁高院二审改判其死缓，理由相当模糊，引 起社会哗然。其后，最高法依审判监督程序对此案进行提审，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结果。[2] 案例二：云南李昌奎。一审判处其死刑并立即执行，而云南高院二审改判其死缓，说理不充分，引 起公众质疑。其后，云南高院依审判监督程序对此案进行再审，撤销二审判决，改判其死刑并立即执行， 报请（已获）最高法核准。[3] 在案例一中，辽宁高院对一审的改判有一个关键因素，即“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 中存在刑讯逼供”。这样闪烁其词、模棱两可的说法难免让辽宁高院陷于被动，加上以“鉴于其犯罪的事实、 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一语带过、未做论证的量刑说理，使得该判决 一经公布即引起非议；在案例二中，同样的法律事实和量刑情节，因为李昌奎有了“自首”这个“免死牌”， 一、二审法官分别做出了“一字之差”死与生的两份刑事裁判文书。该案在家属间和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的原因就在于刑事判决量刑说理的不充分：一审刑事裁判文书载明“‘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 对其从轻处罚”，二审刑事裁判文书载明“‘其’具有自首情节”，量刑说理一字不同，量刑结论大相径庭。 如此不充分的说理所产生的刑事判决显然不足以让公众信服。 法官办案，一要公正，二要效率。法官在办案的过程中都需要表达出自己对法理、事理和情理的理解， 量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