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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大学毕业生不一定能写小说诗歌 , 但是一定要能写工作和学习中实用的文章 , 而且非写得既通顺又扎实不可”。 苏步青:如果允许复旦自主招生,第一堂就考语文,语文不及格,其它的就不要考了。 华罗庚:“要打好基础,不管学文学理,都要学好语文。因为语文天生重要。不会说话,不会写文章,行之不远,存之不久。” 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在《两种目的,两种文章》(1983年第3期《青年文摘》)指出:“会写应用性文体的文章,是任何人都需要的,几乎可以说无一例外。每个受过中等教育甚至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都要写他在生活、工作和学习问题上所需要的应用文,这种写作能力是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必须具备的。社会交际不可能都是口头交际,书面交际占很大比重,占很重要的地位。要完成社会交际的任务,完成各项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就要能够写好和他工作有关的应用文。”“文艺创作的能力,不是人人都需要的,但可以说,人人都得会写点应用性文章,绝无例外。所以谈写作,应当以应用性文章为主。” 子产不毁乡校(襄公三十一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 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 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 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 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 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 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政出善言 令传如法 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黄钺一下无处所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话说,诏诰颁行后“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意为它一颁行就似乎有着大索般的一股力量,也像出了汗一样地不能收回。因此,古 代的帝王在颁行诏诰时,都是十分慎重和严肃认真对待的。 如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了褒奖开国元勋邓禹,在赐给邓禹的诏书里,称邓禹为尧,奖誉未免失当;而他责备司徒侯霸时,在敕文里写下“黄钺一下无处所”这样的话,则又太过分了。侯霸挨责备,原因是他向光武帝推荐了前梁县县令阎杨。因为光武帝十分讨厌阎杨,侯霸推荐他,光武帝便对侯霸一肚子不满,于是写了一封玺书责备侯霸。侯霸推荐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便要一斧头砍下他的脑袋,光武帝这种责备之辞自然用得太重了。 萧萧之候 靡靡之行 宋仁宗朝翰林学士彭乘去世时,王琪撰了一副挽词悼念他,其中写道:“最是萧萧句,无人继后风。”据《东轩笔录》卷九记载:“时又有彭乘为翰林学士,文章诰命尤为可笑。有边帅乞朝觐,仁宗许其候秋凉即途,乘为批答之诏曰:“当俟萧萧之候,爰堪靡靡之行。” 公文要简洁清楚 隋文帝诏令 隋文帝时,幽州总管燕荣性情残忍酷虐,有一次他看到路边长的一丛丛荆条,认为用来打人真是再好不过了,拉来一个人试打。那人说自己无罪,燕荣就说:“以后你有罪再免你受杖打。”不久这人犯了过失,燕荣又要鞭打他,他便说;“上次被打,您曾答应以后有罪就宽恕我。”燕荣说:“无罪尚且要打,何况有罪!”因此又神情自若地打了此人一顿。有一年,观州长史元弘嗣要调到幽州去做长史,隋文帝就发了一道诏令给燕荣,说:“元弘嗣以后凡犯打10杖以上的罪过,都必须上报给我。”燕荣气愤地说:“这小子怎敢耍弄我!”于是派元弘嗣监管收储粮食,风吹走一糠一秕,他都要责罚元弘嗣。每次鞭打虽不满10下,但一天有时要打好几次。元弘嗣受尽皮肉之苦,却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资治通鉴》卷一七九)。 条理要清楚分明,用字要精密,不能给坏人留下空子钻。应用文亦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就是此理。 错一个数 易一个字 据清《冷庐杂识》载:北通州州吏封翁承办盗案,见卷宗上有“盗供纠众自大门入”字样,并已初定死罪。封翁知道这些人都是贫苦百姓,而且只是偶尔作案,并不是什么巨盗惯盗,他于是向州长官建议说:“如果照这些人的供词定罪,肯定死罪无疑。不如在大字上加一点,则可减轻他们的罪行。”这位州长官的心地也比较善,他“悟而从之”,于是“一举笔间而拯十余条人命”。在法律文书上把“大”字改为“犬”字,案犯也就从明火执仗地入室抢劫的巨盗而变为从狗洞里爬进来做贼的小偷了,其性质自然发生了变化。 易字救人 据清《冷庐杂识》载:北通州州吏封翁承办盗案,见卷宗上有“盗供纠众自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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