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发现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经过知情者始于年的越南战争.PDFVIP

中国人发现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经过 知情者* 始于1964年的越南战争，由于疟原虫对一些常用抗疟药已产生抗药性，战争 双方死于恶性疟的士兵，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当时的越南领导 人为此向中国方面求援。中方于 1967 年 5 月 23 日，授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 部、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部、 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和医药工业总公司共同组成“五二三领导小组”，负责组 织其下属机构进行研究，立项名称为“五二三项目”，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尽 管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但是“五二三领导小组”仍然 动员了全国六十余个单位约五百名各种专业的科研人员，组成各个专业协作组， 充分利用国内的仪器设备，形成一个多学科紧密联系、团结互助和工作有序的科 研团队。 “五二三项目” 的主要任务是“寻找用于预防和治疗热带地区抗药性恶性疟 的抗疟新药”。“全国五二三办公室”建议从两方面筛选新药，一是化学合成新的 抗疟药，一是从调查传统的中药和民间草药常用的抗疟药着手，并分别成立了两 个协作组，“中医中药专业组”就是其中之一，试图通过传统中药或民间草药寻 找符合要求的抗疟新药。这就是中国人从中药青蒿中发现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历史 背景及其科研团队的组织情况[张剑方，《迟到的报告—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 。 羊城晚报出版（2006）（以下简称“张剑方《迟到的报告》”），5－11 页] 发现青蒿素不同于发现一般的天然化合物，因为青蒿素的价值是在它的化学 结构的新颖性和由此而具有独特的抗疟特性和无抗药性的优点。上世纪七十年代 初期，中国和当时的南斯拉夫科学家不约而同地在进行黄花蒿（Artemisia annua L.）天然化合物的研究，都得到了相同分子式C H O 和分子量的化合物，但是南 15 22 5 斯拉夫科学家定错了其化学结构[Jeremic, D., Jokic, A. and Stefanovic, M., New Type of Sesquiterpenen Lactone isolated from Artemisia annua L.– Ozonide of th Dihydroarteannuin, presented at the 8 Int. Symp on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New Delhi (1972) 222 (Posted by Gong Wai Lihm 江 威 廉 on / at the time of May 3, 2008)] 。实际上，黄花蒿就 是中药抗疟药青蒿的原植物。当时正值文化革命，中国科学家完全不知道南斯拉 夫的工作。1986年其中一位南斯拉夫科学家访问中国时说，“即使我们给出正确的 1 化学结构，我们也不会将它开发为一个抗疟药”，因为在南斯拉夫没有用黄花蒿治 疗疟疾的经验。所以中国科学家不但发现了一个新的天然化合物并鉴定了其化学 结构，更重要的是在中医治疗疟疾的基础上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抗疟药。所以研究 和评价青蒿素发现的历史时，不能像人们一般对待发现天然化合物那样，只将功 劳归给第一个分离出该化合物的人，而应该包括对分离出有效结晶、化学结构鉴 定和肯定其临床抗疟特性作出主要贡献的人。 一、抗疟新药青蒿素在中国发现的经过 1969 年，“全国五二三办公室”邀请在北京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参 加“中医中药专业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指定屠呦呦担任化学研究室“五二 三组”的组长，组员是余亚纲。屠呦呦以研究胡椒提取物作为起点，由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配合其进行药理试验，但是胡椒提取物最后由于效果不佳 而停顿下来[张剑方《迟到的报告》，p.16]。 1970年，屠呦呦被调去搞人事专案调查，余亚纲留在组内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