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汇集西方民族音乐学探究新成果译作.docVIP

一部汇集西方民族音乐学探究新成果译作由张伯瑜教授策划编译的《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1]，是第二本介绍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理论的译作。内容主要有“音乐意义的时空性”、“音乐与社会性别”、“全球化与政治”、“音乐与生态系统”等十个专题研究。 第一部分是“音乐意义的时空性”研究，收录了著名民族音乐学家蒂莫西·赖斯的文章。作者认为，有关音乐隐喻的意义有四种形式：第一，音乐作为艺术的隐喻提出了音乐的本质在演奏的过程和创作的过程中是第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第二种隐喻即音乐是社会的行为；第三种隐喻是音乐作为艺术的另外一种形式，它强调了音乐是符号系统或一种文本；第四种隐喻是音乐成为了一种日用品。（第16-17页）作者以三个保加利亚音乐的故事（“一个女性的风笛”、“有力的声音”、“后共产主义者的流行化的民间音乐”）为考察个案，对“音乐体验以及音乐民族志中的时间、地点和隐喻”的相关理论问题给予分析解读。 在第二部分“音乐作为商品和消费品”研究中，主要考察音乐作为商品和消费品的社会文化属性问题。当下，尤其是商场、酒吧等公众场合的背景音乐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功能属性，成为民族音乐学所关注的对象。在这部分中收录了乔纳森·斯特恩的文章《弥漫在美国商城的音乐：程序化音乐和商业空间中的建筑形式》，该文以美国购物中心中的背景音乐为例，对其所播放的程序化音乐作为论题，针对其是否具有商品性的特征、程序化音乐的制造目的、制造方法，以及其存在的意义等等议题展开讨论。作者认为：其一，程序化音乐的族性就是资本主义的。程序化音乐无论对于音乐来说，还是对于音乐的体验来说都预设着或是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商品状态；其二，“就程序化音乐来说，其具体的功能就是一件可以购买和出售的可听商品。”（第56页） 在第三部分选题中，收录了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杰夫· 泰顿的文章《田野工作探微》。作者认为：“新型的田野工作由对音响的捕捉与分析变成了对行为的描述与理解，而理解的基础是体验，包括对音乐结构的体验。亲临场景的体验，音乐现象学的描述，进而达到对音乐文化的理解，这一过程便构成了新型田野工作的主要内容。”（第59页）作者认为，目前田野工作中存在的三个重要问题主要有：第一，田野工作者没有暴露信息提供者的法律权利；第二，田野工作者扮演的英雄探险的角色，造成的结果是，音乐民族志变成了一种单一的探索式的叙述形式；第三，基于认识论的。后结构主义者认为应该否定独立的我的存在。田野工作被看作是自己和别人的相遇的概念被认为是一种错觉，就像独立的我是一种错觉，而他者的观念也是一个虚构化的客观。（第71页） 在“世界音乐演奏”专题研究中，收录了苏玛萨姆教授的文章《机遇与互动——从爪哇到威士利安的佳美兰音乐》，作者针对“双重音乐能力”所折射出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我们知道，受曼特尔·胡德提出的“双重音乐能力”的影响，如今在世界很多高校的民族音乐学专业中，十分重视对它的学习与体验。作者分别选取爪哇与美国威士利安大学的佳美兰音乐教学作为考察个案，对其音乐教学与师资情况作了一个较为详细的调查研究。作者以自己的亲身感受针对美国的佳美兰音乐教学中有关音乐品种的选择原则、师资队伍的来源以及对文化“局内人”的教学方法，以及成为美国大学教授之后，对于这种角色的转换对文化传播的影响等问题给予了详细的探讨。 “音乐与社会性别”研究，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音乐研究的兴起。国内学界以汤亚汀教授为代表，陆续编译了女性主义音乐研究的学术论文。[2]本书收录了贝弗莉·戴蒙德与皮尔科·莫依沙腊两位学者合写的《协同变化的世界》，该文是两位学者共同编辑的《音乐与性别》一书的前言部分，作者从“社会性别与音乐关系研究中的多种观点”、“身份认同类别与身份认同准则之间的协调”、“社会性别与田野”等方面展开论述。作者认为，不赞同社会性别研究中采用相同类型的方法，并希望以此促进不同文化间更大的理解。研究者要研究异文化中的社会性别观念，同时为适应研究场景也要进行自我社会性别的塑造。（第101-102页） “音乐与移民”问题，移民音乐研究涉及到文化发展中的濡化与涵化问题，随着城乡间流动人口的逐渐加快，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问题成为日益关注的重点之一，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变迁问题也是一个被受关注的焦点。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全球化步伐的逐渐加快，国际间的移民文化研究也成为文化学者关注的对象之一。如中国学者洛秦[3]、黄婉[4]等人对居住在上海市外国人移民音乐或对音乐“飞地”的研究。对于移民音乐的研究，笔者认为，意义在于可以洞察与考究文化之间传承与交融的整个历史轨迹，且为考察文化变迁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于窥探族群音乐文化之间的风格与结构特征，以及通过音乐文化之间的横向互动折射出作为客体的移民音乐在主体音乐文化圈内所处社会地位以及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