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悟性思维看传统译论.doc

从中国悟性思维看传统译论【摘要】《中国译论》由四川外语学院杨全红教授编写，内容涵盖了何为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之主要内容以及中国翻译高潮及翻译分期，从翻译目的到翻译选材，从翻译原则到翻译方法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为了使所涉内容能够更加清晰透彻，本文作者拟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即悟性思维出发，来研读《中国译论》，以期对本国的传统译论有更深刻的了解，继承发扬其优秀之处。但同时，也需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以期在新时期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 【关键词】中国译论；悟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D261 中国的翻译实践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佛经翻译开始有了翻译理论，在严复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再到鲁迅、傅雷、钱钟书等这一代人时，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品质。但需要注意的是，与西方翻译理论不同，大多中国传统译论都是由积极从事翻译实践的翻译家根据亲身经历体验总结得出的，这种理论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和真实感人的品质，但”客体”和”受体”意识不强。 基于上述事实，要弄清其原委，我们首先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入手，考察中国译论诞生的大文化大哲学背景。 东方人的思维特点 语言类型与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对思维方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地理、历史、文化和人文的不同，价值观不同，而语言又是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因此，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进而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 由于中国人推崇的是”阴阳交感”、”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注重事物整体的关联性，而非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逐一分析研究；注重结构、功能，而非实体、元素，注重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多样性的和谐和对立面的统一。因而，在教化人们如何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过程中，儒教、道教、佛教都强调人的悟性，强调人对事物无法”言传”、只是”意会”的领悟。 这种悟性思维在中国传统译论当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一个主要表现是，翻译理论家们在谈论翻译问题时，往往凭兴趣所致，信步漫谈，除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和玄奘的”五不翻”等等带有理论色彩外，大都没有逻辑、系统地阐述翻译问题的意识。如严琮的”八备说”先后涉及译人的多重素质：人生目标和道德修养，工作态度和心理素质，学识背景与知识储备，语言能力与翻译水平。其次，译论家们往往把翻译质量的优劣好坏完全寄托在译者的个人天赋和语文才能上，很少探索是不是所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遵循了共同的原则。 中国传统译论表述的含蓄性 正如谭载喜所说，”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深层，不同的翻译传统必定受到各自所属社会传统的制约，而深深打下各自社会文化的烙印，显现出相关社会的特征。”纵观中国译论史，无论是古人支谦、道安、玄奘，近代的严复、林纾，还是当代的傅雷、钱钟书等，无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后盾，受”天人合一”综合思维的影响。这种悟性思维体现在他们的论述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译论： 由于汉语文字具有高度形象性和语义模糊而概括性强的特征，因此，翻译家们不仅在翻译实践中强调翻译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译者的灵感和顿悟，而且在翻译研究、译论文字的表述与理解中也重视”悟性”。往往用词简练，语意浓缩。笼统地说，中国译论的特点是模糊、含蓄。举从译事”三难”悟出的”信、达、雅”为例。我们来逐个分析，”信”是对原文相信，还是对原文忠实；是指形式上，内容上还是风格上？抑或是包括二者在内的忠实？”达”可以指”流畅”、”通达”，也可指”达旨”；”雅”可以指”文雅”、”典雅”、”雅观”、”不俗”等等，而严复对其所指又未加界定，因此这种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就显现了汉语”一词多义”的本来面目，亦即导致”信、达、雅”在语义上的多面性、模糊性和含蓄性，进而引起人们对它们做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再比如，傅雷的”神似”论。形神论最早是一个哲学命题。道家管仲所撰《管子》大概是最早把”形”与”神”关联着提出的著作。之后，荀子、王充等又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发展。之后，不断有人对这一概念加以阐释并应用于绘画理论当中。杨全红教授在《中国译论》一书中指出，最先将”神似”等绘画理论引进到文学翻译中的是陈西滢，但倡导最勤、表达最力、运用最好的却非傅雷莫属。 但是关于”神似”之”神”究竟为何物，傅雷等人不曾给出明确的意见。因此，读者纷纷自做解释，结果是众说纷纭。我们纵观学界对傅雷译论的研究，对”神似”中”神”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郑海凌认为，”神”即精神，内容，或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因素。在陈岩看来，”神”指的是作者的感情、感受和主观意图。而肖红和许均在通过对《傅雷书信集》及其译论进行梳理后，认为”神似”中的”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贯穿原文的”总体精神”，一为字句声色里蕴含的”神韵”。当然，也不乏将”神似”歪曲的人。他们认为对原文原著不妨不求甚解，只要译笔漂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