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身体”在美学中的应用.docVIP

　　“感性”、“身体”在美学中的应用 　　一 　　 　　围绕感性、身体问题的各种讨论和学术争执，近年来正在学术界持续展开着。不管我们对于这一迅速扩张的理论现象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它都已经或正在引起包括美学学科在内的诸多当代中国人文学术活动的建构性调整从学科对象到问题领域，从理论方法到价值取向，内在于理论转换与思想演进之中的美学建构，程度不同地挣脱原来的理性一元论信仰模式，走向人的当下存在及其实际生活趣味的全面审视。与此同时，在各种价值批判和学术质疑的包围中，随同理论信仰模式改变所带来的美学自身价值指向的分裂性，也无情地动摇着今天美学的可能性。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感性和身体作为讨论话题的崛起，使得作为知识性学科的美学的改造或调整，面临着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在理性一元论中心价值立场遭受普遍怀疑的当下文化语境中，感性的存在方式和价值特性如何能够重新引导美学的价值确立？ 　　这个问题之所以无可回避，包含两个具体的因素。 　　其一，当下文化语境本身的存在特性，决定了我们曾经用来展开现实批评活动的美学知识性话语，需要认真面对一个现实，此即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所强调的，在一个业已丧失了传统知识基础的现实中，美学已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而把握今天的生存条件，以新的方式来审美地思考，至为重要。 　　［1］（P1）这里，作为媒介的美学之于现实的理解可能性，既建立在今天的生存条件之上，更在于它必须通过新的方式的获得，才能充分地实现自身。当以往的美学已经难以构成我们今天从事现实批评活动的现成的、确定的知识条件，现实文化的改变就直接决定了美学在今天的生存条件下确立自身媒介功能的可能性。 　　而现实文化的当代处境，恰恰已经把作为传统知识根基的理性推到了一个失去自身先天合法性的境地合法性重构成为理性本身的一项必要工作。因此，美学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第一个难题，便出自于它所要实现的现实批评功能本身。换句话说，当合法性重构解除了作为传统知识根基的理性必然性，原先建立在理性合法性之上的美学知识性话语则必然需要重新为自己找到新的立场。这个立场不仅决定于理性合法性的重构，同时也决定于美学在媒介功能实现目标上之于重构合法性的理性话语的功能性把握。 　　其二，具体到对于理性话语的功能性把握，今天的美学显然不仅无法回避，而且有必要特别重视当下文化现实中的感性存在问题。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人以及个体对于自身生活感性的重视、现实生活满足的感性功能需求以及日常生活实践本身的感性价值认同，已使得一元论的理性话语在当下文化实践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学要想通过一定的功能性途径实现自身，或者说，要想借助自身价值的合法化来实现思想性功能的现实化，便必定绕不开在现实语境中实际考察并深入文化现实中的感性存在。美学不可能只是作为教科书上的理论定则，而需要能够在人的生活实践、文化现实中完成并完善自己的人生功能。正是这种对于自身功能的具体要求，强化了美学在当下语境中的指向性思考。质言之，美学的实现，不在于执守了某种理性的话语权，而在于它本身如何可能积极地面向文化现实，并在其中赢得自己的生存。 　　基于上述原因，在我们看来，今天这个时候，美学将要直面的，首先就是能否在学科建构层面破除两种理论上的恐惧：一是破除对于破除学科的恐惧，二是破除对于破除知识的恐惧。 　　所谓破除对于破除学科的恐惧，指的是我们对于美学这一理论学科自身特定性的把握，应当能够有效地超越理性一元论模式的学科信仰及其思维方式。美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确立，从鲍姆嘉通首倡Aesthetics开始，就一直是以寻求学科独立化形态并通过确定感性的认识论地位来加以明晰的。而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外部优势，便来自于感性与理性在人的认识体系内部各司其职且感性本身坚守了理性的补偿性地位。因而，对于美学来说，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逃开自身对于理性的终极归顺、律令约制和规训。就像在康德那里，只有在不存在任何感觉的混合之时，一种呈现才是纯粹的。各种激情对于纯粹的实践理性来说，是毒瘤般的痛处，没有例外，都是邪恶的。我们的感动对我们的道德自由来说是极为有害的，就像链条阻止了我们肢体的成长一样。当然，在我们的自然基础和感性冲动之中，没有哪一个能够像受到真正的道德要求那样产生出一种责任。相反，后者毫无疑问来自内心道德自由之原则或内在的立法自由的原则［2］（P283）。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美学而言，其学科性一直以来受着一元理性的庇护和支撑，一旦感性与理性之间这种保持默契的层级性和皈依特征被分离或破坏，那么，至少在认识论内部，Aesthetics的学科依据便将面临严重的损害。换句话说，对于感性存在功能与价值的现实肯定，不仅将在人的生活现实中加剧文化价值立场的分裂，也将在学科方面危及美学本身的存在。因此，如何实现对于既有美学理论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