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竞争与制度创新驱动.doc

内 部 资 料 领 导 参 阅 第5期 （总第300期） 许昌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 二Ｏ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全球化竞争与制度创新驱动 俞宪忠 全球化是21世纪超宏观界面日益突出的显著特征。全球化创新竞争对任何国家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外部冲击性，发展中国家因此而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的转型挑战。尽管全球化竞争覆盖了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等愈加广泛的发展领域，并具有极其丰富多元的创新发展内涵，但全球化竞争的核心要义首先是制度竞争，优胜劣汰同样也是主导全球层面国家制度竞争的“丛林法则”。国家之间的任何发展悬殊现象，实质上都是某种特定国家制度安排的发展函数，无论是国际竞争优势还是国际竞争劣势，归根结蒂都来自于某种制度质量和制度效能，全球化创新竞争已经把制度变迁提上了不可回避的首要发展议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正在遭遇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迫切需要由粗放型增长的旧常态迈进由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创新驱动也具有多层次的变革内涵和发展诉求，但其核心要义在于制度创新驱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仅仅是而且也只能是制度创新的发展函数。 一、全球竞争促进制度变迁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强调土地、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当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则强调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知识创新的重要性。如果将制度变量纳入全球化竞争演进的长期分析框架，人们就会发现国家间发展悬殊主要是源自于制度质量优劣及其制度效能差异，制度变量对各种国别发展现象具有令人心悦诚服的超强解释能力，尤其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公平竞争制度，最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经久不衰的原动力。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曾深刻指出：“垄断是良好管理的大敌。”“任何事业，或任何分工，只要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任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也更有利于公众和社会。”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时也曾深刻指出：“竞争最终可能在决定长期经济成功方面比其他因素都重要。”公平竞争不是技术，而是一个优质高效的制度框架，不同的制度框架总是具有不同的发展效能，并必定会导出不同的发展函数和演进后果。当代全球化竞争的核心要义也是经济运行制度竞争，制度竞争的演进过程是优胜劣汰，而制度竞争的价值取向则是演进趋同，或者说，就是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和借鉴靠拢的改进优化过程。 国家制度安排的主要效能就是激励或约束各类主体的选择行为(向度和强度)，与那些不可移动的大量不动产和很难国际化流动的普通劳动力不同，任何高质量人才都具有超强的高度流动性，而且他们也总是有办法突破现有制度的约束瓶颈，并能够寻求到优质高效的政体外个人发展路径。一旦这些高质量的创新人才群体普遍遭受制度压抑，他们自然就会纷纷作出下述两种本能的行为反应：或者是消极性地减少创造行为和放弃创新活动(边际努力行为递减或消极偷懒)，或者是积极地迁侈到能够获得有效制度激励的其他实体(超边际选择行为创新或出国跳槽)。“只有那些对对现行制度感到失望的人，才寻找利用他们才能和实现他们抱负的其他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对高质量人才的净流出国——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跨国界带走的不仅是已有的资本和技术，而且更是创造能力、创新知识和创富梦想。 发展中国家制度安排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劣质低效，其共同特征就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交织重叠，在无法吸引人才和知识流入的基础上，不仅具有将国内原有创新人才的创新动力加以耗竭(无法迁出的消极反应)，而且也会将那些高智力创新人才驱赶至其他同别地区(能够迁出的积极反应)。人们不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人们选择做某种事情总是有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所在(如利益、偏好或制度)。人们所有的选择行为都与其个人利益和发展偏好高度相关，都会有其背后的未来预期原因。而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效能就是能够为人们提供某种或好或坏的未来预期，或者说制度结构能够为行为主体提供某种或强或弱的选择动力，因而所有的选择行为部是一种特定的制度现象，都是对现有流行制度的特定行为反应。发展中国家长期奉行某种劣质低效制度框架的基本结果，就是必然导致国家发展层面的人财两空和国弱民穷。因而国家间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发展现象背后，都会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同质制度存在，说到底就是一种富有解释力的制度函数现象，制度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始终都存操纵着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文明演进程度。 制度既是一个社会内生性纵向演进的驱动力量和发展引擎，也是一个社会得以实现横向和谐的组织配置和协调机制，更是国民大众所必需的幸福通道和公共产品、而国家政府则是制度这种公共产品的垄断供给者(尤其是大多数正式制度)，其供给侧的制度变革将具有重大意义和首要价值，关键就在于能够被国民大众的普遍认同和长效支持。而政府行为则从根本上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