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菲将激情与政治关联起来的新思考.docVIP

　　墨菲将激情与政治关联起来的新思考 　　关于美国当代政治理论家、后马克思主义着名代表墨菲（ Chantal Mouffe） 的政治思想，学界的探讨已经很多了。但是，学界很少关注她对激情在政治中的作用的思考。在一次访谈中，墨菲谈到，她要设法阐述一种非理性主义方法的政治学。[1]174她用这种非理性主义方法，挑战了迄今为止过于理性化的政治理论。在笔者看来，墨菲思考激情与政治的关系，触及长期以来的政治理论的一个根本缺陷,即西方政治理论历来重理性而轻激情的传统。 　　许多（ 并非所有的） 政治哲学家都将激情比如愤怒、恐惧、欲望、厌恶等看成是自由、正义、自治以及正确判断的障碍。或者说，在历时久远的政治思想传统中，关于激情与政治的关系，很少有肯定的描述。墨菲的逆向思考,不仅将激情看成是政治行动的驱动力，而且还设想驱动群众激情进行民主设计和建设。虽然她没有摆脱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语法,但是，她将激情与政治关联起来的新思考，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 挑战理性主义方法的政治理论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全面展开以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西方学界抛出了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说法。但是，过了这么多的时间，我们看到，西方自由民主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完胜.比如，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复活，各种各样的种族、宗教甚至国家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西方世界新秩序的预言、普世价值的兜售以及后传统社会的推销，都没有真正成功。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地方排他主义、民粹主义的大爆发以及不断地向西方普世价值发起的挑战。面对这种局面，一些乐观的政治理论家认为，这些现象只不过是普遍理性的绊脚石,因为任何冲突都可以通过包容性共识来解决。与此相反，墨菲将这些现象理解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危机,或者说自由主义思想把握政治的无能. 　　这种无能的表现，就是西方民主政治在方法上过于理性化。它导致了政治理论与真正的政治生活毫不相干。很多政治理论家谈论的仅仅是世界应当怎样，而不是它实际上怎样实现。这种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做法，实际上也应当对今天人们对政治普遍冷漠负责，比如投票率减少，政治参与热情下降等。这些理性主义方法的民主政治，既有传统的形式，也包括当代的发展。 　　首先是传统个人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即聚合模型（ aggregative model） 的理论。这是 1947 年舒姆皮特（ Joseph Schumpeter） 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之后，它在宕斯（ Anthony Doon good） 以及公意（ general odel） 了。它是作为传统的聚合模型的替代者出现的。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是这种商谈民主的典型代表。罗尔斯在1971 年出版的《正义论》，不满于上述工具主义的民主理论，力求恢复一种道德维度的自由民主。他虽然承认多元主义的事实,但是认为这必须为共同的善考虑。罗尔斯强调的正义原则，是通过设定无知之幕实现的，它使参与者将他们自身的特殊性和利益放到一边。他将公平正义概念与宪政的本质结合在一起，提供了一种可以实践自由的公共理性的框架。哈贝马斯扞卫一种程序主义的方法，他虽然没有限制商谈的范围和内容，但是他设定了理想的言语环境的程序限制，这也决定了没有认同的东西根本无法进入他的普遍性话语。在罗尔斯一边，还有柯恩（ Joshua Cohen） ,在哈贝马斯一边，还有本哈比（ Seyla Benhabib） .虽然这两个商谈民主阵营有分歧，但是其相同点是明显的： 他们都相信我们能够在自由民主制度中找到一种理想的实践理性的内容。他们都想达到一种理性共识。也就是说，他们通过给民主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来保证自由民主的未来。[2]85 -92 　　 　　可以看出，这两种民主模型，一旧一新，特别能够代表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历程。聚合模型将政治行动者的活动看成是受自身利益驱动的，它强调的是利益的理性计算，将民主看成是在利益之间达成妥协的中立程序。这种传统类型的民主理论，实际上将政治问题还原成了经济问题。商谈模型的民主理论认为政治行为不仅仅是实现行为者自身的利益，而且也被道德、规范以及公共利益所推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及其追随者都认为，政治问题，本质上是道德问题，因而可以理性地表述。 　　民主社会的目标，就是创造理性共识。去除了规范，传统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也预先排除了政治的集体认同的可能性。但是，商谈民主思想的理性共识，其普遍性道德话语，仿佛自身不是建立在某种历史文化条件以及共同生活的背景中一样。所以，它们各自的缺陷是明显的。 　　一方面，墨菲追随了德国政治理论家施密特（ Karl Schmitt） 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批判。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将政治的标准看成是划分敌我阵营，即政治活动必然是集体形式的特征，为了反对他们（ they）